01 平反决定

数十年前，延安之地曾爆发一宗冤假错案——王实味事件，其一时之轰动，不仅撼动了延安及其周边的根据地，亦引发了国民党统治区内人士的关注。

王实味案件已全面得到平反。

王实味曾遭受三项指控，分别是“反革命托派奸细分子”、“暗藏的国民党探子、特务”以及“反党五人集团成员”。这些指责均是在1942年被加之于他。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近十年的时光里，这些不实之词终于得到了一一的澄清。1982年2月，中共中央组织部作出决定，正式否认了“反党五人集团”这一说法的存在。

1986年8月，《毛泽东著作选读》正式问世。在涉及“王实味”的相关注释中，明确指出：“经查证，关于其为暗藏的国民党间谍或特务的说法，实属无稽之谈。”

”

经重新审查，王实味同志在1930年沪上时期，与昔日北大的同窗王凡西、陈清晨（均为托派成员）有所交往，曾对他们的一些托派主张表示认同与支持，并协助翻译过相关托派文献。在目前已掌握的王实味的交代资料中，他对是否加入托派组织的问题多次提及。但在此次复查过程中，并未发现王实味同志加入托派组织的证据。因此，原于1946年将其定性的“反革命托派奸细分子”的结论已予以更正，对于其在战争时期所遭受的错误审判与处决，亦已作出平反昭雪。

王实味的身份被错误地定性为“反革命托派分子”，这一结论源自于1942年10月23日延安中央研究院常委会所做出的决定。对此，王实味始终坚持拒绝认同。

年底之际，中央社会部康生下令对他实施逮捕。在拘押期间，对他的托派关系问题持续进行审查。他屡遭质询，时而被迫承认自己曾加入托派组织，时而又撤销供词，予以否认。公安部在决定中提及的“1946年将其定性为‘反革命托派奸细分子’的结论”，系指中央社会部在审讯王实味的过程中，再度作出的判定。然而，现有证据表明，这两次结论均缺乏根据。

历经49年的不公正对待，王实味终于迎来了彻底的平反与昭雪，他的“同志”之名得以恢复。然而，令人遗憾的是，他因错误判决而离世，至今已有44载。

02 冤案成因？

王实味所遭受的冤案，于1942年发生在了延安的中央研究院。

中央研究院，乃当时中共精心培育理论骨干的高端学术机构。该院的院长一职，由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张闻天同志兼任，而副院长则由范文澜先生担任。研究院下设九个研究室，分别专注于中国政治、中国经济、中国历史、中国文化思想、中国文艺、中国教育、中国新闻等领域，同时设有专门研究国际问题及翻译马列著作的俄文研究室。

彼时，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李维汉，即罗迈同志，同时担任中央研究院中国教育研究室与中国新闻研究室的双重主任职务。

李维汉

1942年伊始，张闻天带领一支调查团队，深入陕甘宁边区及晋西北的乡村，开展了历时一年有余的深入调研。在他离任之际，特地委托李维汉代为管理中央研究院的事务。自张闻天离职之后，李维汉便成为了中央研究院的领军人物。

王实味，本名叔翰，笔名实味，乃河南潢川之人士，生于1906年。中学毕业后，曾于河南留美预备学校深造一年，因此英语基础颇佳。1925年，成功考入北京大学文学院预科。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但不幸次年便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由于经济拮据，无力支付学费，最终未能完成学业。

自1930年起，王实味投身于小说的创作与翻译工作，以稿酬为生计。他所创作的小说作品包括《休息》等，而他所翻译的佳作则涵盖了美国作家奥尼尔的《奇异的插曲》、英国作家哈代的《还乡记》以及法国作家都德的《萨芙》等。

1937年，王实味在开封得以重新加入党组织，同年十月，他毅然奔赴延安。起初，他在艺术学院担任教职。不久后，他被调至马列学院编译室，开始投身于马列主义著作的翻译工作。当年，延安解放社出版了《马恩论丛》共十卷，其中，《价格、价值和利润》以及《德国的革命与反革命》两卷由他亲自翻译。此外，他还翻译了《列宁选集》中的两卷半内容。

1941年7月，马列学院经过改组，正式更名为中央研究院。王实味亦随之调入中央研究院的中国文艺研究室工作。在该室，研究人员被划分为特别研究员、研究员和研究生三个等级。鉴于王实味在文学创作与翻译领域已取得的显著成就，他被授予特别研究员的职位。彼时，中国文艺研究室的主事者为欧阳山。

1942年2月1日，毛泽东于中共中央党校的开学典礼上发表了题为《整顿党的作风》的重要演说；紧接着，2月8日，他在延安干部会议上又发表了《反对党八股》的演讲，标志着延安整风运动的正式开启。

昔日的中共中央党校大礼堂，其正立面墙上，铭记着毛泽东同志亲笔题写的“实事求是”四字。

自整风运动展开之际，王实味于二月十七日挥毫泼墨，撰写了一篇题为《政治家、艺术家》的杂文，该文于文艺杂志《谷雨》上与读者见面。此外，他还创作了一组以《野百合花》为总题的杂文，共分为四个小篇章，分两期于三月十三日和二十三日分别在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的副刊上发表，对诸多令他感到不满的现象进行了犀利的批评。

延安固然存在不足之处，对这些不足进行批评是应当且可行的。然而，王实味却基于极端民主与绝对平均主义的立场，采用夸大其词、讽刺挖苦的言辞，将某些机关在节假日期间举办的文娱晚会描绘成延安“歌颂玉堂春，舞动金莲步的太平盛世”，认为这种景象与“当下的现实”颇显不协调。

将干部待遇的细微差别夸大，形容为“着装分三等，饮食分五级”，进而渲染出一种“干部服装与小型厨房等级制度”的观念。

“青年学生每日仅能分得两顿稀薄的粥食”，“患病的战友甚至无法品尝到一口热面汤”。

将部分干部的官僚作风泛称为“遍地乌鸦”，并形容他们对上级的态度如异类般格格不入，在延安的生活中，他们似乎缺乏对他人应有的同情与关怀。

过分地将政治家与艺术家置于对立的境地，竟宣称艺术家的核心使命为“揭露世间的一切污秽与阴暗”。

王实味的这些错误观点，在青年知识分子群体中引发了广泛的同情，进而造成了思想的混乱。

首先，应将整风与检查工作分开进行；其次，在检查过程中，需同时关注领导作风和个人思想两个方面（以纠正一些同仁仅关注领导言论的片面看法）；再者，我们要保持自我剖析的精神；此外，院长、秘书长以及各室主任应自然而然地成为整风检查工作委员会的当然成员。

王实味旗帜鲜明地抵制了李维汉的观点。他主张，整风运动的目的在于整治领导层，务必“斩断长尾”。

坚决抵制将特定个体直接定为当然委员的做法，力主所有委员均应通过民主选举程序产生。

我曾撰写《对罗迈（李维汉）同志在整风检查工作动员大会上的发言进行批评》以及《零感两则》等篇短文，并将它们张贴于中央研究院专为整风运动而创办的墙报《矢与的》的前两期上。

他倡导“纯粹民主”理念，号召众人“务必具备坚韧不拔的意志”，并反思自身“是否在‘权势者’面前有所畏惧，不敢直言？”

坚决强调：“绝不能让那些邪恶势力更为猖獗之人占据上风”，“我们的视野不应局限于本院，而应拓展至整个延安，乃至全党”。

王实味的这些不当言论，在中央研究院激起了广泛的关注，尤其是众多青年研究人员纷纷表达出他们的同情之情。

《矢与的》墙报起初陈列于中央研究院大院入口处的一间宽敞的平房之内，吸引了众多外单位人士的驻足参观。随后，该墙报被巧妙地转移到延安南门外熙熙攘攘的新市场，挂于布幔之上，观赏者络绎不绝，场面宛如热闹的庙会。

“中共……赞颂延安为革命圣地……然而……在陕北，贪污腐败、首长路线、派系纷争，‘歌颂玉堂春，舞动金莲步’的现象层出不穷，这使得响应抗日号召投身陕北的青年们深感失望，也让众多老共产党员陷入了前途迷茫的悲凉之中。”

个别出版物甚至推出了专刊，题为《从〈野百合花〉一文中窥见延安的阴暗面》，将之作为诋毁中国共产党和陕甘宁边区的宣传工具。

自5月27日起，为消除王实味所带来之不良影响，中央研究院组织了一场涵盖全院的座谈会。本次座谈会的核心议题聚焦于“党的民主与纪律”，旨在矫正过度的民主化倾向，确保整风运动的正确方向。座谈会在6月11日圆满落幕，历时16日，期间共举办了14场大型会议。

自会议伊始，康生便迅速介入，实则是对领导权的牢牢掌控。康生昔日曾是王明的副手，负责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领导职务。1937年，他归国归来，自1939年起，先后担任中共中央社会部部长、中共中央情报部部长等要职。整风运动启动后，他更是被任命为中央总学习委员会副主任（主任一职由毛泽东担任），同时兼任中央直属机关总学习委员会主任。

康生和毛主席

中央研究院的整风活动，由中直机关总学委统一领导，康生自然担纲起直接领导者的重任，其言论亦随之成为总学委意志的“指示”。在康生的引导下，座谈会迅速演变为一场针对王实味的批判斗争会。

座谈伊始，部分同志尚将王实味的问题视为思想层面的批评对象。然而，仅过四日，众人便将此问题从思想范畴提升至政治层面，直言其“不仅存在思想上的错误，更在政治立场上有严重偏差”。

至第六日，数位同志相继发言，揭露其曾言：“托洛茨基主义之某些观点尚有可取之处”，“苏联对季诺维埃夫叛国案的审判令人质疑”，“中国大革命之挫败，共产国际难辞其咎”，“斯大林之性格，颇令人难以亲近”等言论。

亦有观点提及，王实味于1930年上海期间，与托派成员王凡西及陈清晨（陈其昌）有过接触，并曾协助他们翻译托洛茨基《自传》中的数章内容——这一事实，王实味本人亦曾向党组织坦白提及。

鉴于这些揭露，针对王实味的斗争迅速升级，演变为“托派思想”的斗争以及“敌我”问题的争论。

又经过三日的沉淀，会议中已有声音将王实味冠以“托洛茨基分子”的标签。在会议尾声的那日，李维汉的发言虽显谨慎，却也透露出微妙的保留。他言道：“王实味的思想，深受托洛茨基分子思想的笼罩。”他依旧怀揣着“挽救”的愿景，明确表示：“王实味仍有机会从反革命的泥潭中自拔。”

然而，康生并未因此停止行动。自1937年自苏联返抵延安以来，他时常以“反托洛茨基英雄”的身份自居，频繁在各类会议上对“托洛茨基匪帮”进行批判，并不断宣称“托匪、敌特（日本特务）以及国特（国民党特务）实为三位一体的奸细”。

康生曾言：“托洛茨基之名易于记忆，诸君可将其联想为‘兔子啖鸡’，如此便易于铭记。务必牢记，对托派势力，我们必须保持极高的警觉。”

在王实味反党斗争告一段落之后，康生意图进一步“扩大战果”，力图将“斗争”推向更深入的层次。七八月份，他采取了“迂回战术”，在中央政治研究室挑起了一场新的斗争，旨在调查成全（陈传纲）与王里（王汝淇）夫妇与王实味之间的关联。

成全，作为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的研究人员，与在妇委任职的王里，曾多次一同前往中央研究院探望潘芳与宗铮夫妇。值得一提的是，王里与宗铮曾是上海复旦大学的同学。王实味居住在潘芳和宗铮相邻的窑洞中，他们亦曾一同前去看望王实味（王里与王实味曾在河南有过相识）。自此，他们之间的交往愈发频繁，曾多次聚餐。

历经波折，他们的五人关系被定性为“托派关系”，而他们之间的互动与交流则被描述为“托派组织活动”，最终，他们被判定为“反党五人集团”。

1942年10月23日，中共中央研究院党委会正式作出决议，宣布开除王实味的党籍。决议中指出，自1929年投身托派活动之日起，王实味便未曾间断过其相关活动，被定性为“潜藏于我党内部的反革命分子”。

王实味对此决议表示强烈的不赞同。翌日，他竟神秘地消失了。院党委迅速派遣人员四处搜寻，最终在中组部将他寻回。他跪地痛哭，辩称自己未曾加入过托派，恳请党组织不要将他开除。26日，他又向党组织递交了一份书面检查，详细说明了自1930年至1936年，他与托派个别成员的关系已在上世纪40年代初向党组织作了详尽汇报，并且他“确无加入托派组织的行为”。

他坦承所犯错误之严重性，直言其为“对党的破坏”，并深入剖析错误根源，归结于“浓厚的虚无主义倾向”、“小资产阶级的病态忧郁”以及“极端固执的自我中心”，同时亦自述“精神状态确实出现了一些异常”。

他恳请将开除党籍的处分调整为“暂停党籍六个月”，并承诺将全力以赴，积极改造，以期重塑为一个优秀的党员。同时，他希冀组织能够施以援手，助他早日恢复党籍。

在当时的特定境遇下，将“托派、匪徒及敌特、国特”视为一体，至1942年年末，康生下达了对其逮捕的命令。在监禁期间，采取“逼供信”的手段持续进行审问。直至1946年，仍强制性地将王实味定性为“反革命奸细分子”。

1947年三月，胡宗南所率军队侵犯延安，中央机关人员被迫撤退。在转移至山西兴县的过程中，王实味不幸遭受了错误的处决。

康生对李维汉的态度颇感不悦。1942年9月，李维汉接到了调动通知，离开了中央宣传部及中央研究院，转任陕甘宁边区政府秘书长一职。在此之前，李维汉曾领导了针对王实味的斗争，尽管最终决定还需康生拍板；然而，在那之后，他便不再参与此类事务。

李维汉和毛主席

03 复查如何提出？

1978年12月，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正式公报中明确指出：

解决历史遗留问题，我们必须秉持毛泽东同志所倡导的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精神。唯有坚决地平反冤假错案，才能彰显正义，巩固党和人民的团结，并维护党和毛泽东同志的崇高形象。在揭批“四人帮”的群众运动落下帷幕之后，这项工作依然需持续抓紧，确保任务圆满完成。

中央组织部明确指出：“对于任何冤假错案，不论其由何人作出判决、属于哪一级别，亦不论是在哪个时期、哪次政治运动中产生的，都必须进行全面审查和纠正。”此处所提及的第一个“不论”，指的是那些曾由毛主席等领导人定案的案例；而第二个“不论”，则强调不仅需纠正“文革”期间的错误，还需对“文革”前“四清”、“反右”运动以及解放前其他斗争中出现的冤错进行纠正。此举为王实味冤案的平反奠定了基础。

对王实味的复查提议，由李维汉于1981年向中央组织部提出。彼时，李老已步入85岁的高龄。在“文革”期间，他不幸遭受“四人帮”及康生的残酷迫害，长达7年之久，身陷囹圄。直至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他才得以重获自由。

李老身陷囹圄，疾病缠身，尚未康复。即便如此，他仍将大量精力投入到整理与撰写回忆录的工作中。他决心对自己一生中关键的革命历程进行梳理，详实记录历史真相，提炼经验与教训，以呈献给党组织。他感慨道：“这便是我为党贡献的最后一分心力。”

李维汉与周恩来、郭沫若

李老，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党员，堪称德高望重的杰出无产阶级革命家。他曾是毛泽东同志创立的新民学会的一员，与周恩来同志同赴欧洲参与建党工作。在“八七会议”之后，革命形势面临严峻考验之际，李老与瞿秋白同志并肩作战，荣任临时中央政治局三位常委之一。

李老所著的回忆篇章，详细记录了他自1918年至1964年长达46年的革命生涯。文章以集体活动为主线，恰到好处地融入了个人的经历。在提及自身缺点与过失时，他总是坦诚地进行自我批评。

这些珍贵的回忆，在李老离世之前，仅零散地以几篇文章的形式面世，未能全部公之于众。李老仙逝之后，一支专门成立的编辑团队将这些回忆整理成册，编纂为《回忆与研究》一书，分为上、下两卷。在李老诞辰九十周年之际，即1986年，此书终于由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正式出版。这部作品成为了后人学习与研究党史的宝贵资源。

04 一个悬案

关于王实味同志涉嫌托派的问题，以及我离开中央研究院整风领导小组后所涉及的所谓“反党五人集团”事件（成员包括王实味、成全、王里、潘芳、宗铮），近期，王实味同志的伴侣刘莹同志向我致信，恳切地请求对此事进行重新审视。同时，据我所知，王里同志也已向中央组织部和中央纪委提出了申诉，而中央调查部也正在对潘芳、宗铮同志的情况进行重新调查。这一事件至今未决，我坚信中央组织部终将作出公正的裁决。作为此事件的直接相关者之一，我有责任向党和同志们阐明我的立场，以履行我应尽的责任。

我已向中央组织部提出对王实味问题进行复审的提案。目前，以下几点已是显而易见的：

首先，王实味面临的问题实质上是思想层面的，而非敌我之间的矛盾。

其次，王实味与托派之间的联系属于历史范畴，而非当前的现实议题。

第三、王实味之问题纯属个人层面之问题，绝非组织或集团有意发动反党行为。

王实味案件是否构成错案，尚需进行重新审视。若确实系错案，即便当事人已离世，亦应予以平反。

在撰写本文之际，李老亦向中央组织部提交了一份关于重新审视王实味问题的建议报告。

在撰写这份报告的过程中，李老曾征询过李言的看法。

李言，彼时正值1942年，在延安中央研究院担任机关党委书记一职。不久，他转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党委书记。回忆往昔，他提及，早在1942年4月，康生便派人紧急召见，命其撰写一份关于王实味日常行为的报告。来人言辞迫切，要求即刻完成并随行带走。李言不顾正午休憩，迅速完成了这份报告。

“王实味的这些观点是在缺乏外部压力的情境下自发表达出来的。”然而，由于行文匆忙，不慎将“自发”误写为“热情”。

数日之后，康生邀李言出席中央社会部举办的一次集会，会上他对李言严厉斥责道：“所谓的‘热情’，不过是反革命者的狂热！你的无产阶级立场已何在？”

李言在回顾此事时提及，康生在会上已明确指出王实味的问题属于敌我性质，然而并未透露具体细节。对于当时对王实味所定罪名的依据，他感到困惑，因此深表赞同李老（李维汉）向中组部提出的建议。

李老曾就此问题向我（本文作者温济泽——编者注）征询意见，并与我进行了商讨。当时，我正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的工作。追溯至1942年，我曾在延安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化思想研究室担任学术秘书及研究员，该室主任为艾思奇。整风运动展开后，我被临时调至院党委，协助开展宣传教育工作。

踏入院党委岗位的第一日，我便在全院研究人员中开展了一次全面调查，结果显示，高达95％的人对王实味的错误思想持有不同程度的同情态度。我深知这并非微不足道的问题，因此，我认为有必要开展细致而耐心的说服教育工作。

在座谈会召开的前夕，李言特意叮嘱我应当率先发表意见，强调指出，虽然众多人士显现出极端民主化的倾向，但王实味的错误性质截然不同，其严重性非同小可，绝非偶然之失。

我：“不宜如此提。”

“这主意是谁的？”

他说：“总学委。”

我深知此言出自康生之口。我回应道：“我刚踏入党委的岗位，若是如此发言，恐会让人误以为这是党委的立场，进而导致方向上的偏差。”

李言采纳了我的建议，转而邀请另一位同志上台发言。在首次会议中，这位同志依照指示发表了讲话。当时，众多同志心中都怀有“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坚定信念，其中不乏几位同仁在发言中表达了对这一观点的支持。

在第二次会议中，有人直言不讳地指出：“尽管王实味在组织上仍属我方同志，然而在思想层面，他实则已转变为我们的对立者。”

我认为会议若持续以当前方式进行，恐非良策，于是向李言提出了一些建议。与此同时，我也耐心地与王实味进行了交流，期望他能认识到自身的错误，并真诚地进行自我反省，避免与大家产生对立或僵局。

历经三四轮交谈，王实味泪流满面地对我说：“若您能以这种方式说服我，我愿意接受审查，然而，有人诬称我为‘托派’，指责我是‘反党’，甚至将我视为‘敌人’，我实在是难以承受，太过冤枉了。”

在会议的第四、五日，我便与李言谈进行了深入交流。对于王实味同志的问题，我强调应将其视为一个思想性的议题进行探讨，并耐心地引导他，避免将思想上的问题演变成政治对立和反党行为。

李言聆听着，神情凝重，面容肃穆，并未开口，亦无任何表态，显然是在深思熟虑我的建议。

康生

隔日，李言约我相见，神色庄重地言道：“你的观点，我已向康生做了汇报。他对我方的工作提出了批评，并对你的看法提出了质疑，指责你存在温情主义倾向。他认为，王实味身份复杂，不仅属于托派分子，更是国民党蓝衣社的潜伏特务。在对抗敌人的斗争中，我们必须时刻保持高度警惕。”

问：“有何证据？”

李言凝思片刻，随后说道：“相关证据现由上级部门保管，我们无法获知详情。”

想来，康生身为中央社会部部长，同时担任中央情报部部长，其言辞自非无根之谈。

尽管我在抵达延安之前，积累了数年地下斗争的经历，甚至曾入狱五年，与特务、叛徒、托派展开了激烈斗争，但我对王实味的印象始终难以将其视为坏人。最终，我遵循服从组织的原则，选择了相信康生的言论。

随着“文革”的深入，康生作为阴谋家、野心家、刽子手的真面目逐渐暴露，我痛心疾首，深感此人在党内所行恶行不计其数。因此，李老征询我的看法时，我坚信，是时候对王实味的问题进行重新审视了。

1981年7月，正值延安中央研究院成立四十周年之际。在京的中央研究院同仁们举办了一场座谈会。会上，多位同志纷纷提议，应对王实味同志的问题进行重新审查。李老随即表态，他正积极向中央组织部提交关于为王实味同志复查的建议，并承诺将全力协助中央组织部，彻底查明此事。

李维汉和邓小平

05 曲折

1950年7月，毛主席在陈传纲同志的信件上作出明确批示：“关于五人反党集团的问题，缺乏确凿证据，理应予以平反。”然而，该决定未能得到切实执行。“文化大革命”期间，该集团成员遭受了冲击与迫害。现决定对潘芳、宗铮、陈传纲、王汝琪四位同志所谓“五人反党集团”的指控进行正式平反，彻底推翻对他们所加的一切不实之词，撤销对潘芳、宗铮两位同志的处分，恢复他们的名誉。

所谓“五人反党集团”既已被否定，王实味与所谓“五人反党集团”的关系自然也就不存在了。但是，王实味的“托派分子”问题被搁置了下来。在中央组织部复查王实味问题的时候，查到托派分子王凡西在1980年11月出版的《双山回忆录》中有这样一句话：“在中共统治区内，一些自动前去参加工作的托派（例如王实味等），遭到了无情的斗争，并最后被杀害了。”这就是王实味问题被搁置的原因。

1984年的七月与八月，李言与李老相继离世。在他们生命的最后一刻，都曾向我表达了希望中央组织部能够继续审查王实味案件的愿望。李老在生命的尽头，卧床于病榻之上，紧握着我的手，鼻孔中插着氧气管，尽管呼吸艰难，却依然吃力地对我叮嘱：“王实味……的问题……必须弄个水落石出……对他……必须负责，……对他的……家属……子女……也要有所交代。”李老在临终前的这一番嘱托，我铭记在心，永不敢忘。

1985年，王凡西再次在《九十年代》月刊上发表了一篇名为《论王实味的“王实味问题”》的文章，明确表示旨在“以事实阐明我与其，乃至我国托派之间的关联”。王凡西在文中言——

昔日，他和王实味同为20世纪20年代北京大学的风云学子，并肩于同一个中国共产党支部的阵营之中。然岁月流转，王实味与党组织的联系渐行渐远，同支部的伙伴亦各奔东西，各自散落人海。

1930年春季，王凡西于上海与王实味相遇。约莫一年的光景，二人的交往次数不过十次左右。彼时，与之互动频繁的，尚有陈其昌——亦即陈清晨，这位北大校友同时也是王实味的入党引路人。

此刻，王凡西与陈其昌均已投身托派行列。他们曾与王实味探讨过托派的见解与立场，王实味对其中的某些观点表示出同情，然而他坚决反对他们选择“另立山头”。

此刻，王实味与刘莹——同样毕业于北大——喜结连理，然而生活却颇为拮据，全靠撰写与翻译小说所获得的稿酬勉强度日。王凡西正积极联络几位友人，共同翻译托洛茨基的《自传》，特邀请王实味负责其中《纽约》及《集中营内》两章节的翻译工作。

王凡西在文中对他在《双山回忆录》中提及的“……托派（例如王实味等）”这一表述进行了详细的阐释：

此言略显不够精准。王实味与陈其昌以及我之间维持着一段相当长久的密切交往。尽管在思想层面，他曾受到托洛茨基某些观点（尤其是文学领域的观点）的某些影响，但他从未加入过中国托派的组织。据此，我们或许可以称王实味为对托派抱有同情的人，但断言他为托派分子则过于武断。

王凡西文中还说：

“第二点需明确指出的是，王实味在1929年至1934年间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为寻求重新加入组织的途径，他曾于‘中央派’与反对派之间犹豫不决。然而，最终他选择了加入前者而非后者，这一切均源自他个人的独立抉择。在作出重新加入中共组织的决定后，他便毅然决然地与托派的朋友断绝了往来。”

我在1986年首次阅读了这篇文章。我认为，王凡西在1985年所表述的观点，与王实味于1941年对中央组织部的供述相吻合。这一发现或许有助于消除对王实味平反之路上的一个重要“阻碍”。

恰在此时，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精心编纂的《毛泽东著作选读》（分上下两卷）即将面世。在下半卷《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提及了“王实味”这一人物。编者决定添加注释，并向我征求了意见，进行了深入研究。经过反复核查，最终在《注释486》中，对

王实味（1906-1947），河南省潢川县人氏。他不仅是一位杰出的翻译家，还创作了诸多文学评论与杂文。曾任职于延安中央研究院文艺研究室，担任特别研究员。至于有关他作为暗藏国民党探子或特务的说法，经调查，此说法并未得到证实。

此书于1986年8月正式与读者见面。在我看来，这无疑是对王实味所背负的“潜藏的国民党探子、特务”之嫌的一次公开洗清与平反。

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来，我心中始终铭记着，为王实味同志平反，这是我肩负的责任。李老临终前的嘱托，时常在我心头回荡。如今，李老与李言都已离世，他们未竟的事业，只能由我来接续。因此，在阅读了王凡西先生的文章，以及《毛泽东著作选读》中的相关注释之后，我无法抑制内心的激动，于1986年11月，向中央组织部提交了一份报告，再次提出了为王实味同志“托派”问题平反的申请。

在报告之中，我亦提议对自批判王实味始，直至“文革”期间对“三家村”进行批判的经验教训进行归纳总结。然而，自报告提交数月之后，由于种种原因，该报告竟遭搁置。

1988年3月4日，我又撰写了一份报告。到了5月13日，中央组织部的一名同志来电告知，我的报告已转交至公安部审批。缘由是王实味的档案存于公安部，该部门表示，中央组织部将全力协助公安部，确保复查工作得以妥善进行。

6月30日，公安部派遣了两名青年同志与我进行了会面。我们主要讨论了对复查王实味“托派”问题的看法。我还将李老撰写的《一个悬案》回忆文章的油印本赠予他们各一份。他们的态度既严谨又充满热情。其中一位年纪稍长的同志提到，他在中学时期便对王实味有所了解，并深知此事的影响。在阅读了我的报告并聆听了我的谈话后，他表示将向领导汇报，并承诺务必对这一问题进行彻底的调查。

经过数月的辛勤努力，他们搜集并核实了所有直接与间接的证据线索，并在年底完成了一份详尽的复查报告。然而，由于种种原因，报告一度被搁置。直至1991年2月7日，公安部才正式作出了文中所述的那个关键决定。

历经49年的蒙冤岁月，王实味终于迎来了全面的昭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所倡导的“坚决平反冤假错案”的政策，也终于在这一历史事件上得以兑现。

年轻时的刘莹

在王实味同志得到全面平反之际，他的夫人刘莹同志已迈入85岁的高龄。公安部特地派遣两位同志前往探望，并向她呈递了《关于对王实味同志托派问题复查的决定》。他们代表组织向刘莹同志表达了诚挚的歉意与深切慰问，并赠送了1万元的慰问金。

刘莹目睹《决定》中恢复对王实味的称呼为“同志”，激动之情溢于言表，热泪夺眶而出。然而，她毅然决然地拒绝了慰问金的馈赠。随后，她将这笔慰问金慷慨捐赠给了湖北省十堰市文联，将其纳入青年文学奖奖金基金之中，以此对王实味表示深切的缅怀。

06 告慰关心者

王实味的问题，其影响波及海内外，引起了众多人士的关注与热议。

或许是由于我曾撰写过一篇名为《斗争日记》的文稿，记录了1942年5月27日至6月11日在延安中央研究院召开的针对王实味的斗争大会的所见所闻。这篇日记曾在同年6月28日和29日的《解放日报》上连载，并随后在各根据地以及大后方广为流传，建国之后更是传播至海外。或许正是基于这一原因，近几年来，关于王实味问题，向我提问、采访我、给我写信的人日益增多。

“在那次斗争会上，我身为首发言者，勇敢地揭露了王实味持有托派思想的真相。然而，我无论如何未曾预料到事态竟会演变成后来的局面。恳请你务必促成为王实味平反的事宜。否则，即便我离世，心中亦将难以安宁。”

文艺界、理论界以及教育领域的同仁，无论是相识还是素未谋面，纷纷向我咨询此事。至今，我依然珍藏着几封相关的信件。其中一封，是我在1988年7月收到的，信中写道：

“近期翻阅李维汉先生的《回忆与研究》一书，……不禁深刻体会，李老乃是一位极富正直和诚实的君子。对于为何王实味同志的平反事宜尚未得到解决，我颇为困惑。然而，我相信在各位亲历其中的前辈们的持续努力下，事情终将得到公正的解决。作为一名投身于现代文学研究的工作者，我热切期待着这一天的到来。”

王实味的妻子刘莹，连同她的子女，亦曾多次与我书信往来，并有过面晤。我对他们内心所承受的苦痛感同身受。在1988年的一封信中，刘莹如此写道：

“年岁已至八旬，我体态渐显衰颓，衷心期盼在我余生的岁月里，能目睹王实味同志的冤屈得到彻底的昭雪与平反。”

不少外籍友人亦对王实味之案表示关注。1984年，我曾收到一位名叫刘慕实的美国友人寄来的信件，他在一篇文章中引用了我于《斗争日记》中的某段文字，并就此向我征询看法。1986年和1988年间，美国耶鲁大学的阿普特教授两次访问我国，期间亦与我探讨了王实味的相关问题。

我曾留意到众多媒体上刊登的关于此议题的论文或报道。王实味这样一位平凡人物，为何半个多世纪过去，依然牵动着众多人的心？在我看来，这并非仅仅针对个别一人，它折射出公众对我们党能否切实贯彻“实事求是，有错必纠”原则的关切，同时也体现了大家对国家政治体制改革进程的关注。

带着无比沉痛的心情，我倾注笔端，记录下这些深藏心底多年的记忆片段。愿这篇文章所传达的信息，能为那些始终关注王实味平反事宜的同志与朋友们带来一份慰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