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丕显缺席原因？

1967年2月16日的午后，周恩来总理于中南海的怀仁堂主持召开了政治局碰头会议，原定议程为研讨“抓革命，促生产”的相关议题。

会议前夕，与会者分批步入会场。在怀仁堂门前，谭震林与张春桥分别从两侧步上台阶。谭震林性情刚烈，转身厉声向张春桥质询：“陈丕显为何缺席？”谭震林所指名单上包括我，然我并未抵达北京（彼时我已被拘禁逾月）。鉴于张春桥在沪城享有极高地位，此问自属合理。

张春桥脸色阴沉，语气中带着几分戏谑，断然说道：“他无法前来！”

“咦，这是毛主席亲自批准的，还特意派了专机来接，怎么现在却不行了呢？”

张春桥语气傲慢地宣称：“群众绝不会答应！”

谭震林愤慨地质问：“群众的力量岂可忽视？党组织完全有能力开展工作！若事事听命于群众，那还需党的领导何为？”

张春桥冷嘲热讽道：“所谓的党？党组织早已失效。在上海，所有科级及以上干部都被边缘化了。”

谭震林闻言，怒火中烧，不失讽刺地回应张春桥：“哼，原来所谓的‘靠边站’，所谓的‘打击一大片’，全是你在幕后指使的吗？”

“目的是推翻老干部。”

会议伊始，谭震林便再次提出了这一疑问。他追问道：“为何前来京城的退休干部中，陈丕显并未现身？”

张春桥仍说：“群众不答应！”

谭震林情绪激昂，怒斥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等人：“请停止动辄以群众的名义施压！陈丕显自幼投身革命，曾是红小鬼，他难道有什么过错？那些大区书记、省委第一书记们又有什么问题？毛主席亲自批准保护他们，为何你们却阻挠陈丕显来京？”

张春桥在谭震林的严厉注视下，语气淡漠地回应道：“民众已觉醒，所有事宜皆需与民众商议。若他们不肯签字，那又如何？”

“摒弃党的领导，整日里只知高喊‘群众、群众’！所谓‘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踢开党委闹革命’，实乃脱离实际的空谈，此乃形而上学的错误观点！”

谭震林情绪激愤，义正词严地斥责道：“你们的意图，竟是要陷害老干部，将他们一一推翻。这些历经四十年的老革命，如今却家破人亡，妻离子散。”“蒯大富何许人也？不过是个反革命分子！他炮制了所谓的‘百丑图’。这些人，意图将老干部全部打倒！”“捕鱼之事，屡次逼迫我，声称政治影响恶劣，经济损失惨重。江青意图将我诬陷为反革命，这些话语竟是她当着我的面所言！”

谢富治随即插言道：“江青同志以及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同事们，屡次为谭震林同志发声辩护，从未提及‘反革命’一词。”

“我就是不要她保！我是为党工作，不是为她一个人工作！”说完，谭震林穿上衣服，拿起文件夹起身便走，一边走一边说：“让你们这些人干！我不干了！砍脑袋坐监牢，开除党籍，也要斗争到底！”

“以前从未哭过，现已哭三次。”

谭震林那番慷慨激昂、义正辞严的发言与追问，道出了与会老帅们心中长期积压的共鸣之声，激起了在场老帅们、前辈们的强烈反响。他们内心的情绪早已难以抑制。

陈毅接着说：“这些家伙上台，就是要搞修正主义。现在有人拥护毛泽东思想最起劲！历史不是证明了到底谁是反对毛主席，谁是 拥护毛主席的吗？”

谢富治屡屡打断发言，以资深干部的身份为中央文革辩护，显得格外异常。而康生、张春桥、姚文元和王力却沉默不语，埋头疾速记录。

谢富治再度插言道：“文革小组总是不吝赞辞，对震林同志赞誉有加。”

先念同志强调：“切勿混淆视听。当前全国上下正大力整治逼供信现象。为何将联动视为反动组织？那些十七八岁的年轻人，怎能是反革命呢？”

谭震林感慨道：“平生未曾流泪，今日却已涕泪三行。欲哭无泪，身边不仅有随行的秘书，更有年幼的孩子相伴。”

先念：“我哭过几回。”

谭震林表示：“自井冈山时期至今，请大家仔细检查，我哪点有过反对毛主席的行为？”

谢富治强调：“切勿局限于个人视角，而应着眼于全局考量。”

谭震林毫不犹豫地反驳道：“我所为之战，非独我一人之利益！乃是为全体老干部，是为整个党的利益！”

叶剑英同志曾言：“我国的老干部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资源，岂能随意被打倒？若连人身安全都无法保障，又如何能开展正常的工作？”

毛主席激起了无产阶级的愤怒。

在会上，老一辈革命家激愤难耐，拍案而起，义正辞严，言辞激烈。然而，老同志们的情绪愈发激动，一时冲动之下，言辞过于激烈，甚至有失偏颇。怀仁堂会议之夜，张春桥、姚文元、王力三人紧急整理了《二月十六日怀仁堂会议记录》，随即向江青作了详细汇报。江青听闻后，既恐惧又愤怒，她宣称：“他们这是针对我而来，我们必须予以反击。”随即，这伙邪恶之人聚集在江青周围密谋对策，江青亲自给主席写了一纸便条：“主席：张、姚有重要情况需报告，望速召见。”短短数小时后，主席便接见了张春桥、姚文元，并轻信了他们的一面之词。

2月18日，毛主席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按照康生的说法，在这次会上毛主席“发了无产阶级的震怒”！毛主席说：“‘中央文革’小组执行的是八届十一中全会精神，错误百分之一、二、三，百分之九十七都是正确的。谁反对‘中央文革’，我就坚决反对谁！你们要否定文化大革命，办不到！叶群同志（叶群当时代表林彪出席会议）你告诉林彪，他的地位也不稳当啊！有人要夺他的权哩，让他做好准备，这次文化大革命失败了，我和他就撤出北京，再上井冈山打游击。你们说江青、陈伯达不行，那就让你陈毅来当‘中央文革’组长吧，把陈伯达、江青逮捕、枪毙！让康生去充军！我也下台，你们把王明请回来当主席嘛！你陈毅要翻延安整风的案，全党不答应！你谭震林也算是老党员，为什么站在资产阶级路线上说话呢？”

毛主席的批评无疑是严厉的，在这场关乎党和国家命运的激烈斗争中，张春桥等人邪恶势力再度占据上风。自2月23日至3月18日，中央会议屡次召开，江青、康生、陈伯达、谢富治等一众人物轮番对谭震林及其他老帅发起猛烈攻击。不久，3月份，江青等人将党内斗争公之于众，在接待造反派的大小集会上，他们不断揭露所谓的“二月逆流”真相，故意扭曲其意，社会上迅速掀起了一股狂热的“反二月逆流”、“誓死捍卫中央文革”、“誓死捍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浪潮。

延伸阅读

“二月逆流”事件

1967年二月之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以及谭震林、李先念等中央政治局成员和军队高级将领，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及此次会议前的军委会议上，对“文化大革命”中的不当举措进行了激烈的抨击，并与林彪、江青等势力展开了坚决的对抗。这一行为，当时被林彪、“四人帮”恶意诬称为“二月逆流”。然而，实质上，这却是一场充满正义感的“二月抗争”。

到1967年２月，“文化大革命”已进行半年多了，“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种种事实与结局，特别是从上海开始的全面夺权，使我党我军部分高级领导者逐步看清了“文化大革命”的本质。1967年１月19日和20日中共中央军委在京西宾馆召开会议；２月11日和16日在中南海怀仁堂由周恩来主持召开了政治局碰头会（即怀仁堂会议）。

在两次会议中，针对“文化大革命”是否需要党的领导、是否应当全面打倒老干部、以及军队稳定性的关键议题，展开了激烈的辩论。1月19日和20日，在中央军委京西宾馆的会议上，叶剑英、徐向前等领导人对林彪提出的在军队中推行极端民主化、意图制造混乱的阴谋进行了坚决反击。叶剑英愤怒地指责江青、张春桥等人指使“造反派”对军队高级干部进行批斗。徐向前愤慨地表示：“我们一生致力于军队建设，岂能让他们几个毁掉？”其他老帅也纷纷发言，表达了对这一问题的关切。

在２月11日和16日怀仁堂中央政治局碰头会上，斗争达到了高潮。关于党的领导问题，叶剑英当面质问康生、陈伯达：“革命，能没有党的领导吗？能不要军队吗？”“上海夺权，改名为上海公社，这样大的问题，涉及国家体制，不经政治局讨论，就擅自改变名称，又是想干什么？”谭震林尖锐地指出：“不要党的领导，一天到晚，老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自己搞革命，这是什么东西，这是形而上学！”关于对待老干部的问题，陈毅说：“虽然没有人选我当老干部的代表，我也要为老干部说话。如果说，我们的解放军是在‘大军阀’、‘大土匪’领导下打仗的，怎么能解释人民解放战争取得的伟大胜利！”李先念说：“我们党一贯强调大多数干部和群众是好的。现在是全国范围内的大逼供信！”李先念还指出，在群众中进行大规模两条路线斗争，把老干部统统打掉，“是从《红旗》第３期社论开始的。”谭震林怒斥张春桥说：“你们的目的，就是要整掉老干部，你们把干部一个一个打光……四十年的革命，落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这一次是历史上斗争最残酷的一次。”关于要不要稳定军队的问题，徐向前说：“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支柱。这样军队乱下去，还要不要支柱啦？难道我们这些人都不行啦，要蒯大富这类人来指挥军队吗？”

16日晚间，张春桥、王力、姚文元紧急整理完毕碰头会的记录，依循江青与康生的指示，于次日晨向毛泽东进行了扭曲的汇报。至18日晚，毛泽东亲自主持召开了政治局会议，对谭震林、陈毅、叶剑英等同志进行了严厉的批评。他指出，中央文革小组贯彻八届十一中全会精神，失误仅占百分之一、二、三，而百分之九十七的举措则是正确的。对于任何反对中央文革的言行，他明确表示将予以坚决反对。他还强调，否定文化大革命绝无可能！随后，毛泽东下令谭震林、陈毅、徐向前等人停职反省。

28日，毛泽东在陈伯达呈送的一份材料上作出批示：“自上而下，普遍存在反革命复辟的迹象，此现象不容忽视。”自2月22日至3月18日，中央连续召开七次会议，对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人进行了不恰当的批评。江青、康生、陈伯达等人肆意拔高问题，将此次事件定性为“二月逆流”，并以此罪名进行指责。自此，中央政治局暂停运作，中央文革小组则全面接替其职能。

此后，江青一伙违反毛泽东这件事只限制在中央内部小范围进行批判的指示，公然煽动群众在全国掀起一股所谓“反击复辟资本主义的二月逆流”的恶风，凡参与了“大闹怀仁堂”的老同志均受到批斗和迫害。

在1968年10月举行的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党再次对所谓的“二月逆流”进行了批判。随后，在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中，林彪对二月抗争作出了这样的定性：“这是试图推翻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所通过的决议，为已遭推翻的、以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领导集团翻案，为已被广大民众所唾弃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翻案，同时是对革命群众运动的打压与报复。”

自1971年“九·一三”事件爆发以来，毛泽东同志视“二月逆流”为针对林彪、陈伯达、王力、关锋、威本禹等人的一次应对举措，并率先对其进行了初步的平反。到了1979年年初，中共中央正式作出决议，对“二月逆流”进行全面且彻底的平反。

名词解释

所谓“二月逆流”

在1967年1、2月间的中央军委会议上，特别是在2月14日和16日周恩来在中南海怀仁堂主持召开的政治局碰头会议上。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余秋里、谷牧等人不顾个人安危挺身而出，同江青、康生、陈伯达一伙进行了面对面的斗争。他们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做法表示强烈不满，提出了三个重大原则问题：运动要不要党的领导？应不应该将老干部都打倒？要不要稳定军队？并怒斥了江青一伙。

2月16日，张春桥、姚文元、王力秘密整理了《二月十六日怀仁堂碰头会记录》，在与江青密谋后向毛泽东作了汇报。随后，毛泽东严厉批评了这些老同志，周恩来也受到责难。从2月22日起至3月18日，中央政治局连续召开了7次政治生活会，以“资产阶级复辟逆流”的罪名围攻这些老同志。此后，中央政治局停止活动，中央文革小组取而代之。与此同时，江青一伙在社会上也掀起了大规模的反击“二月逆流”的浪潮。

1971年11月，毛泽东同志为在所谓的“二月逆流”事件中遭受不实指控的资深同志进行了昭雪。到了1976年，随着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覆灭，党中央正式作出决议，对“二月逆流”事件进行了彻底平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