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来源：《荣家兄弟》、《荣德生年谱》、《中国近代民族工业史》，部分章节观点基于历史素材启发，并结合公开史料进行故事化论证。部分情节为基于历史的合理推演，请读者理性阅读。

“德生，你看，这黄浦江上的船，十艘里有七艘运的是我们的面粉和棉纱！”

1920年代的上海，荣宗敬站在外滩的办公室里，意气风发地对弟弟荣德生说道。

他们兄弟二人，凭借着一战的东风，从无锡的一家小钱庄起家，建立起了庞大的“面粉棉纱”王国，几乎垄断了中国的民生市场。

然而，在这泼天富贵的背后，外国资本的觊觎、军阀的贪婪和官僚的黑手早已布下天罗地网。

当一封来自南京的“合作”公函摆在他们面前时，这对商界巨子才惊觉，他们毕生心血筑起的商业帝国，竟是如此不堪一击……

1

1927年，上海。

黄浦江上的汽笛声与外滩涌动的人潮，共同谱写着这座远东第一都市的繁华序曲。

在汇丰银行大楼的顶层，一间可以俯瞰整个外滩的豪华办公室内，身着挺括西装的荣宗敬正举着一杯红酒，对身边的弟弟荣德生豪情万丈地说道：“德生，你看，这黄浦江上的船，十艘里有七艘运的是我们的福新面粉和申新棉纱！美国的面粉，日本的棉纱，如今在我们的地盘上，都得靠边站！”

他的声音里充满了难以抑制的自豪。

窗外，是他们兄弟二人联手打造的商业帝国版图。

从1912年创办第一家福新面粉厂开始，仅仅十几年光景，荣氏兄弟的工厂已经遍布上海、无锡、汉口、济南。

“面粉大王”、“棉纱大王”的桂冠，早已被舆论界戴在了他们头上。

他们的资产，据好事者估算，足以买下半个上海。

荣德生性格比哥哥沉稳许多，他没有看窗外的风景，而是看着杯中摇晃的酒液，轻声提醒道：“大哥，树大招风。如今时局不稳，北伐军刚到上海，往后的日子，还不知是福是祸。”

荣宗敬不以为然地摆了摆手。

“德生，你就是太多虑了！我们办实业，为的是‘衣食为本，事业为国’。我们给几十万工人饭吃，给国家纳税，谁能把我们怎么样？南京那边新成立的政府，要建设国家，离了我们荣家，他们拿什么建？”

他抿了一口酒，眼神锐利。

“再说了，我们和南京那边的高层人物，不是没有交情。前些时日，为了支持北伐，我们捐的那笔款子，可是实打实的真金白银。蒋总司令也是承情的。”

荣德生听着，眉头却并未舒展。

他总觉得，这看似坚不可摧的商业帝国，仿佛是建在流沙之上。

风光无限的背后，是看不见的深渊。

他轻叹一声：“但愿如此吧，大哥。”

2

荣氏兄弟的担忧，并非空穴来风。

他们的发家史，本身就是一部在夹缝中求生存的传奇。

荣家祖籍无锡，兄弟俩的父亲荣熙泰只是个小小的铁匠铺老板。

1896年，荣宗敬和荣德生在上海开了一家名为“广生”的小钱庄，算是迈出了创业的第一步。

然而，钱庄生意风险巨大，没过几年，一场金融风波就让他们的钱庄倒了闭。

这次失败让兄弟二人意识到，做虚无缥缈的金融，不如做脚踏实地的实业。

“民以食为天，衣乃万物首”，他们将目光锁定在了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面粉和棉纺两大行业。

当时，中国的面粉市场几乎被美国“蓝锡包”牌面粉垄断，棉纱市场则被日本和英国的产品占据。

“洋人能做的，我们中国人为什么不能做？而且要做得比他们更好！”荣宗敬的这股不服输的劲头，决定了荣氏企业的底色。

1902年，他们在无锡创办了第一家面粉厂——保兴面粉厂。

万事开头难，由于缺乏经验和技术，加上洋面粉的倾销打压，工厂一度濒临破产。

但兄弟二人没有放弃。

荣德生亲自跑到乡下，挨家挨户地推广他们的“兵船”牌面粉，硬是靠着过硬的质量和更低的价格，一点点打开了销路。

真正的转机，来自于1914年爆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

欧洲列强忙于在自己的大陆上厮杀，暂时放松了对中国的经济侵略。

大量的面粉和棉纱订单，雪片般地从欧洲飞来。

荣宗敬敏锐地抓住了这个千载难逢的“黄金机遇”。

他力排众议，将所有资金甚至不惜借贷，全部投入到扩大再生产中。

“别人是‘趁火打劫’，我们是‘趁战打劫’！”他在董事会上拍着桌子说，“这场仗打得越久，我们荣家的生意就越大！”

从1914年到1921年，荣家新建了12家面粉厂，旗下福新面粉公司的产量一度占到全国总产量的三分之一。

与此同时，他们的申新纺织厂也迅速扩张，纱锭数量从几万枚激增到几十万枚，成为全国规模最大的纺织企业集团。

一战结束时，荣氏兄弟已经从普通的工厂主，一跃成为名震全国的实业巨子。

然而，他们心里清楚，这份家业的根基并不稳固。

这份成功，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帝国主义列强暂时“打盹”的基础上的。

一旦他们缓过神来，卷土重来，民族工业将再次面临灭顶之灾。

3

比外国资本更直接、更野蛮的威胁，是盘踞在各地的军阀。

在那个“有枪便是草头王”的年代，军阀们视民族企业为予取予求的“钱袋子”。

1920年代，直系军阀孙传芳盘踞东南五省，兵锋直指上海。

一天，荣宗敬正在办公室处理公务，秘书慌慌张张地跑了进来。

“老板，不好了！孙传芳总司令的副官来了，正在会客室等您，说是有要事相商。”

荣宗敬心里“咯噔”一下，知道这又是来者不善。

他整理了一下衣冠，走进会客室，只见一个身着笔挺军装、腰挎手枪的青年军官正大马金刀地坐着，眼神里透着一股傲慢。

“鄙人荣宗敬，不知张副官大驾光临，有何指教？”荣宗敬拱了拱手，客气地问道。

那张副官皮笑肉不笑地站起身，开门见山：“荣老板，客气话就不多说了。孙总司令最近军务繁忙，军费有些紧张。总司令说了，荣老板是爱国商人，实业兴邦，理应为国分忧。所以，特派我来，请荣老板‘借’五十万大洋，以作军需。”

“五十万？”荣宗敬倒吸一口凉气。

这已经不是“借”，而是赤裸裸的勒索了。

他强压着怒火，脸上挤出笑容：“张副官，您也知道，我们办工厂，到处都需要用钱，工人工资要发，买原料要钱，这五十万，数目实在太大了，我们一时半会儿，实在是周转不开啊。”

张副官的脸立刻沉了下来，手不经意地按在了腰间的枪柄上。

“荣老板，这就没意思了。谁不知道你荣家富可敌国？是敬酒不吃，想吃罚酒？总司令的部队就在城外，只要一声令下，你的这些厂子，怕是就要变成一堆废铁了！”

这番话，无疑是最后的通牒。

荣宗敬的后背渗出了冷汗。

他知道，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

这些手握枪杆子的军阀，根本不讲任何道理。

他闭上眼，深吸一口气，再睁开时，脸上已经换上了无奈的笑容。

“张副官说笑了，为国分忧，是我辈商人的本分。五十万，我们出！只是需要几天时间筹措，还请张副官宽限几日。”

“识时务者为俊杰嘛！”张副官满意地笑了，“荣老板果然是明白人。三天，我只给你三天时间。三天后，我派人来取。”

送走这位“瘟神”，荣宗敬一拳砸在了桌子上，手背上顿时鲜血淋漓。

“欺人太甚！欺人太甚！”他气得浑身发抖。

闻讯赶来的荣德生看着大哥的模样，也是一脸悲愤。

“大哥，这世道，我们商人就像是砧板上的肉，谁都能来割一刀。这样下去，这实业还怎么办得下去？”

荣宗敬颓然地坐倒在沙发上，眼神空洞地望着天花板。

“德生，你说，我们拼死拼活，到底是为了什么？难道就是为了养肥这帮只知道打内战的蠹虫吗？”

这个问题，荣德生无法回答。

他只知道，这样的“借款”，绝不会是最后一次。

只要中国一天不统一，政府一天不走上正轨，他们这些民族资本家，就永远没有安宁之日。

也正因如此，当南京国民政府成立时，荣氏兄弟一度看到了希望。

他们天真地以为，一个统一的、强大的中央政府，能够成为民族工业的保护伞。

他们积极捐款，拥护统一，盼望着一个新时代的到来。

然而，他们很快就会发现，自己只是刚出狼穴，又入虎口。

那只老虎，比军阀更优雅，也更致命。

4

1930年代初，荣氏企业的发展达到了顶峰。

然而，盛世之下，危机四伏。

西方世界爆发的经济大萧条，使得列强为了转嫁危机，疯狂向中国倾销商品。

荣氏的“兵船”牌面粉和“人钟”牌棉纱，再次面临洋货的激烈竞争。

更致命的威胁，来自内部。

以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为代表的官僚资本，在完成了对金融领域的垄断后，开始将贪婪的触角伸向了实体工业。

他们不像军阀那样赤裸裸地用枪炮勒索，而是披着“国家利益”和“经济管制”的合法外衣，通过政权的力量，进行巧取豪夺。

荣氏企业这块中国民族工业中最大最肥的“蛋糕”，自然成了他们觊觎的首要目标。

一时间，各种针对荣氏的谣言四起。

有的报纸说申新纺织厂偷工减料，产品质量堪忧；有的说福新面粉厂囤积居奇，操纵市场。

税务部门也开始频繁地“光顾”荣氏企业，以各种名目进行查账和罚款。

荣宗敬和荣德生终日忙于应付这些明枪暗箭，身心俱疲。

“大哥，这不对劲。”荣德生敏锐地察觉到，“这些事情，背后一定有人在操纵。他们是想把我们搞垮。”

荣宗敬何尝不明白。

他动用了所有的人脉关系去打探，最后得到的消息让他心头发凉。

一位在南京政府担任要职的同乡好友，在一次密会中，隐晦地向他透露了四个字：“节制资本”。

这是国父孙中山先生提出的方针，但到了官僚资本家手中，却变成了吞并民族工业的理论武器。

“宗敬兄，如今上面认为，像申新、福新这样规模巨大的企业，关系国计民生，不应由私人完全掌控。政府，应该在其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好友叹着气说。

荣宗敬的心，一点点沉了下去。

他知道，一场真正的风暴，即将来临。

这一天，终究还是来了。

1935年秋，南京财政部的一位次长，以考察上海经济为名，专程设宴，邀请荣宗敬赴宴。

宴会的地点，设在当时上海最顶级的华懋饭店。

水晶吊灯，银质餐具，衣香鬓影。

然而，荣宗敬却感到一阵刺骨的寒意。

那位姓孔的次长，是孔祥熙的心腹，举手投足间都带着一股上位者的威势。

酒过三巡，菜过五味，孔次长终于放下了手中的刀叉，用丝巾擦了擦嘴，笑眯眯地看向荣宗敬。

“宗敬先生，我代表孔部长，代表政府，感谢你多年来为国家经济做出的卓越贡献啊。”

“不敢当，为国效力，乃分内之事。”荣宗敬谦恭地回答。

孔次长点了点头，话锋一转：“不过嘛，近来国际形势复杂，国内经济也面临一些困难。为了更好地应对挑战，统筹资源，政府认为，有必要对一些重点行业进行‘优化重组’。”

他顿了顿，目光灼灼地盯着荣宗敬。

“尤其是像面粉、棉纺这样事关民生的产业，更应该在国家的统一指导下，进行发展。”

孔次长说着，从随身的公文包里，拿出了一份装帧精美的烫金文件，轻轻地推到了荣宗敬的面前。

“宗敬先生，这是我们财政部和实业部连夜草拟的一份计划。我们计划将申新和福新两大集团，与几家国营厂合并，成立‘中国纺织建设股份有限公司’和‘中国粮食产业股份有限公司’。考虑到荣先生您是行业的元老，政府决定，出资购买贵公司百分之五十一的股份，实现控股，由政府来主导经营。当然，您和德生先生，依然可以担任公司的董事。这是为了国家，也是为了荣家好。您看……”

话音未落，孔次长脸上那和煦的笑容，在荣宗敬眼中，却比任何刀剑都来得冰冷。

他只觉得耳边嗡的一声，整个世界都安静了，只有心脏在胸腔里疯狂地擂动。

他下意识地伸出手，想要去拿那份文件，指尖却在触及封面的一刹那，如同被烙铁烫到一般猛地缩了回来。

他抬起头，环视四周，同桌的其他几位实业家，此刻都低着头，专心致志地研究着自己面前的餐盘，仿佛对这里发生的一切充耳不闻。

一股彻骨的寒意，从脚底直冲天灵盖。他明白了，这不是一场商议，而是一次宣判……

5

“大哥，这不是合作，这是明抢！”

回到家中，听完荣宗敬对晚宴的叙述，一向稳重的荣德生也忍不住拍案而起，气得满脸通红。

“他们出资购买？他们拿什么买？拿我们上缴的税款来买我们的工厂吗？这天底下，哪有这样的道理！”

荣宗敬瘫坐在椅子上，一夜之间仿佛老了十岁。

他摆了摆手，声音沙哑地说道：“德生，你冷静点。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用？你以为，我们有得选吗？”

“为什么没得选？我们就不卖！我倒要看看，他们光天化日之下，能把我们怎么样！”荣德生梗着脖子喊道。

“他们背后是军队，是政权，是法律！”荣宗敬几乎是吼了出来，“我们拿什么跟他们斗？拿我们这点钱吗？在他们眼里，我们就是一群养肥了待宰的猪！”

这番绝望的话，让整个房间陷入了死寂。

兄弟二人相对无言，唯有沉重的喘息声。

他们试图动用一切关系，去南京，去庐山，希望能见到蒋介石，当面陈情。

然而，他们曾经引以为傲的那些“交情”，在此时却显得如此脆弱。

电话打不通，信件石沉大海，曾经对他们笑脸相迎的达官贵人们，如今都避之唯恐不及。

他们被彻底孤立了。

就在兄弟二人走投无路之际，申新总厂的一位名叫杨卫东的年轻工程师找到了他们。

杨卫东是荣德生一手提拔起来的技术骨干，为人正直，思想进步。

“两位老板，恕我直言。”杨卫东关上门，压低了声音，“这件事，从一开始就不是一个商业问题，而是一个政治问题。你们把希望寄托在国民党政府身上，本身就是与虎谋皮。”

荣德生不解地问：“卫东，此话怎讲？”

“老板，您想，这四大家族的官僚资本，他们的本质是什么？他们不是真正的实业家。他们不会像你们一样，一砖一瓦地去建厂，去搞生产。他们的发财之道，就是利用手中的政权，去吞噬、去兼并我们民族资本家辛辛苦苦创造的财富。”杨卫东的分析一针见血。

“他们口中的‘节制资本’，节制的不是外国资本，也不是他们自己的官僚资本，而是我们这些无权无势的民族资本！靠他们，‘实业救国’的路，是永远也走不通的。”

这番话，如同惊雷，在荣氏兄弟的脑海中炸响。

他们一生信奉的“实业救国”的理想，在残酷的现实面前，被击得粉碎。

最终，在巨大的压力下，荣氏兄弟被迫在“合作协议”上签了字。

他们交出了百分之五十一的股权，换来了一堆不断贬值的“法币”和两个毫无实权的“董事”头衔。

从此，申新和福新不再是荣家的企业。

政府派来的“董事长”和“总经理”走马上任，他们不懂生产，不关心技术，唯一的任务就是从企业身上榨取利润，输送给背后的官僚集团。

工厂的管理日渐混乱，工人的待遇越来越差，产品的质量也一落千丈。

荣宗敬和荣德生看着自己毕生的心血被如此糟蹋，心如刀割，却又无能为力。

6

屋漏偏逢连夜雨。

官僚资本的侵吞，只是荣氏悲剧的开始。

1937年8月13日，日军悍然进攻上海，淞沪会战爆发。

荣氏企业在上海、无锡、常州等地的工厂，大部分位于战区，在连天的炮火中，相继化为一片焦土。

申新九厂，这个拥有当时世界最新设备、被荣宗敬视为掌上明珠的现代化纺织厂，在苦心经营多年后，刚刚开始盈利，就被日军的炸弹夷为平地。

消息传来，荣宗敬当场口吐鲜血，昏倒在地。

上海沦陷后，形成了“孤岛”时期。

荣宗敬留在了上海的租界内，面对日本人的威逼利诱，他拍着桌子怒斥：“我荣宗敬就算是倾家荡产，也绝不当汉奸！”

他拒绝与日本人合作，苦苦支撑着租界内仅存的几家小厂。

然而，国破家亡的悲愤，加上事业被毁的打击，彻底摧垮了这位商业巨人的身体。

1938年，荣宗敬在上海病逝，终年65岁。

临终前，他拉着弟弟荣德生的手，老泪纵横：“德生，我这一辈子，就是一个梦……一个实业救国的梦……可惜，这个梦，醒得太早了……”

兄长去世后，荣德生带着家族和部分资产，辗转迁往后方。

然而，在国民党统治下的“大后方”，他遭遇的，是比军阀和日本人更加腐朽和贪婪的官僚。

苛捐杂税名目繁多，敲诈勒索无日无之。

1946年，抗战胜利后，荣德生在上海竟被与官方有勾结的匪徒绑架，家族支付了五十万美元的巨额赎金后才得以脱身。

此事轰动全国，也让荣德生对那个政权彻底死了心。

他悲哀地发现，无论是战时还是平时，他们这些所谓的“民族资本家”，都不过是待宰的羔羊。

他们的财富，无法保护自己；他们的“功绩”，更无法换来应有的尊重和安全。

7

荣氏兄弟的悲剧，是整个旧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缩影。

他们有才华，有抱负，有“实业救国”的爱国热情。

他们在中国最早引进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管理经验，为中国近代工业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然而，在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里，他们的努力注定是徒劳的。

他们就像是在一片沼泽地上试图建造摩天大楼的建筑师，无论设计多么宏伟，材料多么精良，最终都难逃沉陷和崩塌的命运。

因为，压在他们头上的，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这三座大山。

帝国主义不允许中国拥有独立的工业体系，他们要的是一个永远的商品倾销地和原料掠夺场。

封建残余势力（军阀）将民族企业视为可以随意榨取的“唐僧肉”。

而官僚资本主义，则以国家的名义，行吞噬之实，它比前两者更具欺骗性和毁灭性。

“党指挥枪”这一原则，在反动统治者手中，变成了“权指挥钱”的工具。

政权与资本的畸形结合，形成的不是保护，而是扼杀。

贺龙元帅在长征会师后，面对指挥权的归属问题，毫不犹豫地表示“当然要交给党中央”，这体现了共产党人对“党指挥枪”这一根本原则的深刻理解和坚定捍卫。

人民的军队，必须由代表人民利益的政党来领导，才能确保枪口永远对准敌人，而不是对准自己的人民和建设者。

反观荣氏兄弟的遭遇，恰恰证明了在一个反动政权下，任何脱离了正确政治领导的经济建设，都将走向歧途。

他们的故事雄辩地证明了一个真理：没有民族的独立和人民的解放，没有一个真正代表人民利益的强大政权，任何“实业救国”的梦想，都只能是镜花水月。

结语：

1949年5月，上海解放。

面对何去何从的抉择，许多资本家选择了逃离。

而年逾古稀的荣德生，在经历了半个世纪的风雨沉浮后，毅然决然地选择留下来。

他给远在海外的儿子荣毅仁写信道：“新政府是廉洁的，是属于人民的。中国的未来，是有希望的。”

在那间曾经见证了荣氏帝国辉煌与屈辱的外滩办公室里，这位饱经沧桑的老人，仿佛从历史的尘埃中，看到了一座崭新的工业大厦，正在一片全新的、坚实的土地上，拔地而起。

那曾是他们兄弟二人毕生的梦想，一个在旧时代破碎了的梦，终将在新中国变为现实。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