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烈日灼烤着戈壁滩，空气里弥漫着金属与燃料混合的微辛气味。控制室大屏上，倒计时数字跳动，每一秒都像心跳般沉重。史晓宁站在后排，双手插在裤兜里，目光死死锁住参数曲线。他没说话，但紧绷的下颌线泄露了情绪。当“点火”指令下达，火箭尾焰撕裂长空，轰鸣声透过玻璃传来，他才缓缓吐出一口气，嘴角微扬——这已是力箭一号第十次成功飞天。

2025年11月9日，力箭一号遥九火箭将楚天二号01星与02星送入轨道，完成第十次飞行。这不是一次普通发射，而是中国商业航天从“能飞”迈向“高频可靠”的标志性节点。在这背后，是总设计师史晓宁带领一支平均年龄35岁的团队，在无先例可循的荒原上开路。他们面对的不仅是技术悬崖，更是成本、效率与信任的三重拷问。每一次点火，都是对梦想的极限验证。

2003年神舟五号升空时，史晓宁还在读高中。电视里杨利伟挥手的画面，像一颗种子埋进心底。十年后，他从哈工大航天工程博士毕业，放弃稳妥去向，加入刚成立的中科宇航。那时公司连试验场都没有，团队挤在临时板房里画图、仿真。有人劝他：“你没干过整箭设计，风险太大。”他只回一句：“总得有人开始。”正是这种“初生牛犊”的执拗，让他成为力箭一号早期核心。

真正的考验在整流罩设计。为实现“一箭多星”，团队决定将整流罩直径做到3.35米，箭体最细处仅2.05米，比例超1.6——国际上从未有过。这意味着火箭飞行时可能因气动失稳而解体。内部争论激烈：有人主张保守改型，有人坚持突破。史晓宁最终拍板：“我们不做第二代，要做第一代。”随后半年，团队自建试验台，做了上百次噪声与振动测试，连支架厚度都精确到0.1毫米。一位参与试验的工程师回忆：“那段时间，梦里都是数据曲线。”

更大的挑战是成本控制。商业航天的核心逻辑是“可负担的进入空间”。史晓宁提出“去任务化”设计，让火箭像航班一样标准化生产。他主导采用2.65米大推力固体发动机和冷气推冲分离系统，虽技术风险高，但能大幅简化流程。有资深专家质疑：“可靠性和经济性不可兼得。”但他算过一笔账：通过模块化与批量制造，力箭一号发射成本已压至每公斤1万美元以下，接近国际先进水平。“不是我们不信经验，”他说，“是我们必须重新定义规则。”

胡小伟，力箭一号总指挥，是史晓宁的“另一面”。如果说史晓宁是技术理想主义者，胡小伟就是落地执行的现实派。两人常在方案会上争得面红耳赤。一次为缩短发射周期，史晓宁提议跳过部分冗余测试，胡小伟当场反对：“省十分钟，可能丢十年信誉。”最终折中方案出台：关键项目全测，非核心项用数据模型替代。这种“技术激进”与“管理审慎”的张力，反而成就了力箭一号“十发十中”的纪录。

孟祥福作为副总指挥，更关注客户视角。“客户要的不只是成功，是准时。”他说。遥九任务距上次发射仅28天，地面支持系统几乎无缝衔接。这种“航班化”节奏，曾被业内视为不可能。但团队通过预置流程、并行作业，将发射准备周期压缩至传统模式的三分之一。某卫星公司负责人私下感叹：“以前等发射像等开奖，现在像订机票。”

外界看到的是火箭升空的壮丽，而史晓宁记得更多是深夜的代码、试验失败后的沉默、首飞前连续72小时的值守。他办公室抽屉里，锁着一叠泛黄的计算草稿纸，上面密密麻麻全是手写公式。那是整流罩优化初期的演算记录，每一页都写着“失败”或“重试”。他从不示人，却说：“这些纸比奖状重要，它们证明我们真的走过来了。”

如今，力箭一号已将75颗卫星送入太空，总载荷超10吨。它不再只是“中国首款中型固体商业火箭”，更成为国际订单的常客。史晓宁的下一个目标，是让发射频次达到“月月发”，甚至探索可重复使用技术。有年轻工程师问他：“什么时候算成功？”他指着窗外：“当孩子们觉得上太空，就像坐飞机一样平常。”

戈壁风起，新一发火箭已在总装厂房静待转运。史晓宁走过长长的测试廊道，墙上的倒计时牌又翻过一页。他停下脚步，抬头望了眼天花板——那里贴着一张手绘的太阳系草图，边缘写着一行小字：“从地球出发，不为征服，只为抵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