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解放战争烽火连天的岁月里，彭德怀将军率领第一野战军横扫西北大地，谱写了一曲辉煌的战歌。其中，贺炳炎与廖汉生这两位战将，更是功勋卓著。贺炳炎担纲司令员，廖汉生则任政委，他们携手共进，默契配合，共同锻造出了赫赫有名的“天下第一军”——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军。
起初，由于诸多因素，彭德怀与贺、廖二人的协作过程并不顺畅，甚至产生了一些不必要的误会。
西北野战军的根源可追溯至贺龙指挥的昔日劲旅，即红二方面军与八路军第120师。贺炳炎与廖汉生，他们二人堪为贺龙麾下的得力助手，并肩作战，共同奋战。
贺炳炎，乃贺龙麾下首屈一指的勇猛战将。传闻贺龙在指挥战斗之际，每逢紧要关头，必定高声呼唤：“贺炳炎！”贺炳炎闻令而动，立刻跃身而起，右臂空悬，左手紧握长枪，亦同声高喊：“冲锋！”其气势如雷霆万钧，似电光一闪，如山岳倾塌，又如潮水汹涌，势不可挡，无人能敌。
廖汉生，作为贺龙的外甥女婿，堪称文武兼备之才。他不仅骁勇善战，更在政治工作领域展现出卓越才能，堪称人民军队中的珍稀之才。此后，廖汉生曾先后担任第六、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副委员长，同时兼任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的主任委员。
随着解放战争的拉开序幕，贺炳炎与廖汉生所隶属的晋绥军区被整合为野战军，下设第1、第2、第3纵队。其中，第1纵队的司令员由张宗逊担任，而政委一职则由廖汉生担纲。
不久之后，国民党第一战区司令胡宗南集结了十个旅兵力，意图对延安实施突袭。鉴于此，中央军委紧急下令，要求第一纵队火速前往陕甘宁边区。尽管贺龙当时身兼陕甘宁晋绥联防司令员之职，同时亦担任晋绥野战军司令，但他正身处晋绥前线，与聂荣臻部协同作战，实难分身。于是，贺龙对廖汉生等人表示：
蒋介石四处挥师，向我解放区发起猛攻，此番更是凶相毕露，意图直取我党之命脉，进攻延安，妄图一举摧毁党中央！同志们，此刻我们须立刻渡过黄河，肩负起保卫党中央、毛主席的重任，担任他们的忠诚警卫员。
翌年三月，胡宗南重新集结了25万精锐之师，对陕北地区发起了所谓“重点进攻”。鉴于此，中央军委果断下令，再次调动晋绥第2、第3纵队渡过黄河西进。与先前抵达陕北的第一纵队会合，总兵力达到了2.8万人。
鉴于贺龙无法及时赶到，中共中央军委副司令员兼解放军总参谋长彭德怀毅然挺身而出，主动请缨担当重任。
贺龙同志正忙于处理晋绥地区的政务，目前远离延安。在陕北，现有部队包括几个旅以及后勤力量，总人数大约在两万左右。我是否可以暂时负责指挥这些部队？
面对形势的紧迫，毛主席毫不犹豫地采纳了彭德怀的提议。据此，原属晋绥军区的三个纵队得以重新整编，分别更名为西北野战军的第1、第2、第3纵队。
1纵率先投身延安保卫战，出色地完成了为中央机关撤离提供掩护的重任。战事再续，该部队又作为主力部队，接连参与了青化砭、羊马河、蟠龙三场激战，最终以三战三胜的辉煌战绩，稳固了陕北的战局。
在蟠龙战役爆发前夕，原本担任第三纵队副司令员及独立第五旅旅长的贺炳炎，接到了调令，转任一纵队的职务。到了1947年7月，贺炳炎正式就任一纵队的司令员一职，这也是他与政委廖汉生第四次携手共事。
第1纵队乃贺龙所创立的精锐之师，素有“贺龙嫡系中的核心”之称。自十数年前起，贺炳炎与廖汉生便始终跟随贺龙南征北战。贺龙治军之道，既宽宏大量又坦率直白，在关键时刻，他总会将权力下放，让部下相机行事。
彭德怀的指挥风范与贺龙迥异。彭德怀性情刚烈，雷厉风行，一旦指挥失当，便直言不讳地痛斥。这种风格对年轻气盛的贺炳炎和廖汉生而言，的确不易适应。
1947年8月初，西北野战军对榆林城发起了首轮攻势。我方调集了一纵、二纵、三纵以及教导旅，历经两日激战，却未能取得突破。恰在此时，胡宗南急令钟松所率领的整编36师前来增援。面对榆林城坚固的防御和可能遭遇的夹击风险，廖汉生当机立断，决定撤退，将部队转移至榆林与佳县之间，以图再战。
正当廖汉生心情郁结之际，彭德怀的电话突然响起。电话那头，彭总语气激昂，犹如开启了一台“吹风机”，痛斥道：
纵使是一兵一卒也显得胆怯，一旦将领怯懦，整个军队便如同一群羊群般失去方向。贺龙的脸面，竟被你们如此丢尽！
廖汉生闻言顿时怒火中烧，电话那头与彭总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挂断电话后，他怒斥道：
“我要让彭总亲自见识一下贺龙部队的真面目！”
廖汉生一时怒火中烧，竟不顾一军政委的身份，仅率一个警卫连深入榆林城郊，意图阻截36师的进击。他胸中燃烧着强烈的斗志，誓要让野战军司令部见识到1纵的真正实力。即便仅凭这一个连队，他也决心至少坚守一个小时，以抵挡住追兵的攻势。
显而易见，廖汉生已陷入激情之中。《孙子兵法》有言：“将不可愠而致战廖汉生的行为显然显得非理性和充满风险。
不久之后，纵队司令贺炳炎听闻廖汉生已奔赴前线，不仅未加劝阻，反而亲自率领一个营队前往接应。需知，他们面对的是一支整编师，一旦疏忽大意，后果将不堪设想，可能招致全军覆没，将领丧命。
战事结束后，彭德怀获悉贺炳炎与廖汉生竟亲身赴战，便拨通了第一纵队的电话。他语气严肃地对贺炳炎斥责道：
“当我接过西北野战司的职务时，贺龙曾对我说，你是个冲锋在前、勇猛无畏的战士，叮嘱廖汉生要好好约束你。没想到你们一纵的每一位都是如此？一个个脾气竟如此暴躁！如今司令不再亲自上阵，反而轮到政委挺身而出。”
仅仅一个月后，贺炳炎便再次与彭德怀发生了争执。
在当年九月，西北野战军发起了黄龙战役。10月6日，第一纵队与第三纵队分别从东西两端对清涧城发起了猛烈攻势。经过连续三个夜晚的激烈冲锋，我军已攻占大部分阵地，唯独耙子山阵地仍坚守敌手。耙子山位于清涧城前，既是天然屏障，又是俯瞰全城的战略制高点，南北长度约百余米。守敌将高达数丈的天然峭壁进行人工切削，构筑成易守难攻的险峻地形。
9日夜间，贺炳炎指挥358旅716团与独1旅第2团联合对耙子山实施夹击。部队采取壕道作业战术，逐步逼近敌方碉堡。遗憾的是，由于火力不足，多次进攻均未能取得成效，部队损失惨重，指战员们士气低落，倍感沮丧。
屋漏偏逢连日雨，清涧城内的廖昂屡次向胡宗南寻求支援。胡宗南随即派遣刘戡率领29军火速驰援。在清涧周边，刘戡的部队与我军部署的阻击部队展开了激烈的交战。若无法攻克耙子山，西野的局势将变得岌岌可危。
恰在此时，彭德怀向一纵部拨通了电话，电话那头，彭总向贺炳炎大声呼喊道：
“为何仍未攻克？速速夺下耙子山！”
贺炳炎原本因耙子山一事焦虑万分，不由得语气不善地回应道：“我们部队伤亡惨重，面临着诸多困难。”
彭德怀察觉到贺炳炎言语中流露出的火气，便对他进行了严厉的斥责。贺炳炎不甘示弱，竟猛地一掌将话筒砸落。此举严重违背了纪律。彭德怀生平中，敢于砸毁他电话的人，贺炳炎是首例。
幸而首先冷静的是彭德怀，他深知贺炳炎是一位执行命令毫不含糊的指挥官。今日竟与他发生争执，这表明进攻的挑战确实超乎寻常。于是，彭德怀与一野副参谋长王政柱一同抵达贺炳炎的指挥所，下令部队调整部署，重新组织攻势。至10日上午，部队终成功攻克耙子山。对于贺炳炎的顶撞，彭德怀并未追究。
他指向敌方那坚不可摧的防御工事，不禁感慨地对贺炳炎言道：“如此坚固的堡垒，凭借我们现有的装备，若非我革命军队的英勇无畏，任何其他队伍都难以攻克。”
尽管彭德怀带着歉意向贺炳炎表达：“我在电话中的言辞确实过于激烈。”但贺炳炎却迅速回应道：
“彭老总，我擅自摔了电话，这实属我的过错。我决定向野司提交一份书面检讨。”
彭德怀轻轻挥了挥手，随后拍了拍贺炳炎的肩膀，嘴角挂着笑意，轻松地说道：“不必了，不必了！”
尽管如此，彭德怀、贺炳炎、廖汉生这三位性格刚烈之辈聚首一处，摩擦在所难免，迟早会发生。这一状况亦让远在千里之外的贺龙心忧如焚，他深感自己肩负着协助彭德怀解决纷争的重任。
1948年四月，西野指挥发起了西府战役。然而，在这场战斗中，我军虽然一度占据优势，最终却遭遇挫折，损失惨重。对于家底原本就薄弱的西野而言，这场战役的结果显然难以称之为胜利。
在战后总结的会议上，彭德怀首先进行了深刻的自我反省，紧接着，他对各纵队的表现进行了细致的点评。他对于部分部队在阻击战中的犹豫不决给予了严厉的批评，指出这些行为导致野战军主力陷入了不利的局势。更有甚者，个别部队在执行警戒任务时，未经通报便擅自撤退，且未向兄弟部队发出通知，从而为敌人留下了可乘之机。
继此之后，彭德怀将关注的重心转向了1纵。他先是给予充分的肯定，认可了1纵在西府战役中展现出的果断与决绝。紧接着，他毫不迟疑地指出了1纵存在的不足之处：
初战于5月6日，在协助第六纵队围攻屯子镇外围之敌时，行动略显滞缓，导致时间上的延误；再者，5月11日于公和塬的撤退过早，对野战军司令部的部署产生了不利影响。
面对前一种情况，廖汉生持接受态度。然而，对于后一种，他情绪激昂，瞬间点燃了火药桶。在他的回忆录中，廖汉生如此述说：
11日晚间，彭德怀致电廖汉生，然而彼时廖汉生已然安寝。彭德怀遂直接向1纵的作战科长发布指令，指示716团向东进发。
彭总的意思是，命我军潜藏于职田镇周边的山岭之中，在此期间休整并储备粮食。待四纵将敌军引诱至附近，我军便协同行动，一举歼灭敌军一到两个团，以挫败敌人的狂妄气焰。然而，作战科长却误解了彭总的意图，误以为是要将部队撤离。
彭总在扩大会议上直言：“目前我军的粮食储备不足，边区的粮食状况同样严峻。若敌人持续追击，即便退至延安，亦难保安全，我们恐怕不得不退至黄河之畔。”彭德怀随后对1纵队的行动进行了批评，指出他们未能充分认识到当前的危机，竟擅自行动。
“何谓有意为之？你越级对团部下达指令，不论是通过书面还是口头，事后再无告知，这算是有意为之还是无意之举？若您对总队领导失去信任，那不如直接解散我们总队与旅队，由您直接领导团部即可！我无法再继续工作了！”
廖汉生情绪激动，竟将军帽狠狠摔于桌面。贺炳炎亦起身，与彭德怀顶撞道：“无论对错，皆受斥骂！我亦不欲再为之！”
在廖汉生与贺炳炎的引领下，各纵队干部亦纷纷热议，彭德怀此时处境略显尴尬。
廖汉生与贺炳炎怒不可遏，却未曾察觉到贺龙正以铁青的面容坐在一旁。早在将部队托付给彭德怀之际，贺龙便曾明确表示：“我所率领的军队，我能驾驭，他人亦能驾驭，军队必须服从党的领导。”自此，贺龙便全身心投入到了根据地的建设工作中，确保西北野战军粮草充足，军力雄厚，从未插手干涉彭德怀的指挥。
然而，会议的喧嚣已至如此地步，贺龙深感有必要发表一番言论。他挺身而起，高声喝止了廖汉生与贺炳炎的争执。
会议结束后，贺龙指示廖汉生、贺炳炎以及一纵的其他领导必须留下，他强调：“近期来，你们一纵的表现确实可圈可点。然而，荣誉之下，似乎有些骄傲情绪滋生，导致你们对批评之声充耳不闻。”
贺龙郑重地说道：“对于与彭总抗衡的行为，必须进行检讨！彭总的指示便是命令，必须毫不动摇地执行，不论遇到何种理由或困难，都必须无条件服从，绝无讨价还价的余地。”
谈及激动之处，贺龙更是情不自禁地用烟袋轻敲了贺炳炎的额头。廖汉生心中不禁涌起一股酸楚，竟至羞愧难当，泪如雨下。
贺龙一番激昂的批评，使得廖、贺二人羞愧难当，无颜以对。恰在此时，老革命林伯渠见机行事，补充道：
“彭总在前委会议上情绪激动，除其个性使然，更关键的是，他对革命事业、党和人民的利益怀有深沉的责任感。他强调，‘以个人得失和局部安全为出发点，损害整体与全局利益，此行为实乃严重的犯罪。’”
彭德怀始终秉持着对事不对人的原则，然而，战争关乎党的前途和人民的福祉，关乎每一位指战员的生命安危，因此他对战斗的胜负、指挥的优劣，始终抱以极其严肃和重视的态度。
林伯渠由衷地赞叹道：“彭总的确威严可畏，德行亦令人心生敬仰！”
贺龙与林伯渠的悉心引导，终于使贺炳炎与廖汉生头脑变得清醒，对彭总的了解也变得更加精准与透彻。
会议结束后，廖汉生与贺炳炎主动向彭德怀请罪，彭德怀只是微微一笑，轻轻挥了挥手。实际上，他对廖、贺二人并无成见或不满。恰恰相反，彭德怀欣赏他们那种“直言不讳，坦诚相见”的个性。彭德怀始终坚信，鼓声需以重锤敲击。战事告捷，应当给予严厉的赞誉；遭遇挫折，同样需要不留情面的批评。
彭德怀个性直率坦诚，面对不公之事，总是直言不讳。在他看来，上下级之间若有分歧，摆在桌面上讨论，即便是情绪激动，总胜过将矛盾深埋心底。因此，彭德怀并未对廖、贺二将间的争执耿耿于怀，反而自我反省，审视自己的言辞，承诺将在指挥策略上寻求改进，并在沟通手段上力求优化。
因此，彭德怀与廖汉生、贺炳炎坦诚沟通，上下级关系变得和谐，指挥工作也更为顺畅。自此，他们之间再未出现之前的那些不愉快。此后，一纵队便成为了西北野战军中的核心力量，贺炳炎和廖汉生也相继成为了彭德怀的得力爱将。
不久之后，廖汉生同志在部队一纵推广了358旅旅长余秋里的成功经验，并在全军范围内大力开展了“诉苦三查”活动。与此同时，部队全面加强了练兵工作。广大指战员通过诉苦，倾诉出了心中的深仇大恨，由此掀起了“官教兵，兵教兵，兵教官”的群众性练兵热潮。
与此同时，我们成功肃清了一批死守地主阶级立场的顽固分子，揭露并铲除了暗中破坏的阴谋分子，以及那些品行不端的兵痞子。此举进一步净化了部队的阵容。
彭德怀看了一纵的“诉苦三查”简报，对于廖汉生的工作十分赞赏，于是立即向毛泽东汇报了此时。毛泽东听说后，立即将廖汉生和贺炳炎召到了米脂县的杨家沟，让廖汉生汇报了自己的工作成果。随后毛泽东把“诉苦三查”命名为“新式整军运动”，并向全军发出指示，要求全军开展新式整军运动。
1949年2月1日，西北野战军历经改编，正式更名为第一野战军，与此同时，西野1纵亦随之更名，成为第一军。9月3日，彭德怀将军作出决策，正式组建第一、第二兵团，每个兵团下辖三个军。
廖汉生率先发言：
“一、二、七军联合组建了一兵团，该兵团由王震同志担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而三、四、六军则构成了第二兵团，其司令员为许光达同志，政治委员则由王世泰同志担任。”
彭德怀追问：“你为何事？”
按照彭德怀的部署，廖汉生应被委以一兵团或二兵团政委之职。若廖汉生得以担任兵团政委，其未来的军衔至少应为上将，而非如后所授的中将。然而，廖汉生基于对干部选拔大局的考量，毅然决然选择留在第一军，甘心担任政委一职。
在彭德怀的英明指挥下，贺炳炎与廖汉生率领的第一军锐不可当，接连投身于扶眉战役、陇东追击战以及蓝湛战役的激战场面。兰州战役胜利之后，第一军奋勇直前，直捣西宁，一举摧毁了马步芳在青海的顽固巢穴。此后，该军受命组建青海军区，贺炳炎担任司令员，廖汉生则担任政治委员。
在波澜壮阔的解放战争岁月里，我军第一军英勇善战，共歼灭敌军10余万人，成功攻克县以上城市51座，被誉为“天下第一军”。
彭德怀对两位心爱之将始终念念不忘，即便身处朝鲜战场。归国后，他执掌军委的日常事务。在他的悉心关照下，廖汉生得以担任西北军区政治部主任一职。仅仅三个月后，便再度晋升为军区副政委。
1952年，贺炳炎同志奉调担任西南军区副司令员一职，并兼任四川军区司令员。遗憾的是，随着岁月的流转，至1960年，贺炳炎同志因劳累过度，积劳成疾，最终与世长辞。
“你已成为国防部副部长候选人之一。”11月，周恩来总理签署命令，正式任命黄克诚、谭政、萧劲光、王树声、萧克、李达以及廖汉生同志担任国防部副部长之职。
在1955年的授衔仪式上，黄克诚、谭政、肖劲光、王树生荣膺大将之衔，而萧克与李达则被授予上将军衔。唯独廖汉生，他仅被封为中将军。然而，同年12月，廖汉生接替了刘伯承的职务，荣任南京军事学院的院长。一位中将得以接任元帅的职位，这无疑与彭德怀对他的赏识与重用密切相关。
廖汉生与贺炳炎二人性格豪迈，性情之激烈各有千秋，然而彭总却独钟此类性情刚烈的将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