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元梓女士，1921年4月降临人世，曾荣任北京大学哲学系党总支书记。在“文革”的狂潮中，她迅速崛起，成为北京红卫兵“五大领袖”中的领军人物，先后担任北大“文化革命委员会”主任和北京市“革委会”副主任的要职。然而，随着“文革”的结束，她因涉嫌进行反革命宣传、煽动与诬告陷害，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七年，并剥夺政治权利四年。直至2019年8月，聂元梓女士在平静中走完了一百岁的人生旅程。

谈及保外就医，步入暮年的聂元梓曾如此表述——

于1984年12月，我有幸踏出延庆监狱的大门，那次的重返自由，实乃得益于保外就医的特别安排。

晚年聂元梓病中

在延庆监狱服刑期间，我不幸遭遇心脏病发作，随即被紧急送往公安医院接受救治。康复之后，我频繁地寻求监狱医生的诊疗服务。当时，我已年届六十三岁，身患多种疾病。有一次，在前往医院的途中，负责监管我的队长主动向我提及了保外就医的可能性，并询问我是否愿意尝试这一途径。我毫不犹豫地表达了我的强烈愿望。她建议我着手撰写一份保外就医的申请报告，我对此表示了同意。队长还补充道，我可以在身体完全康复之后开始准备这份报告。

在那日，我拟定了一份申请保外就医的文件。未曾想到，翌日，延庆监狱便迅速批准了我的请求。自此，我得以脱离监牢的束缚，重获自由。

目前，我成了无家可归的流浪者。北大的宿舍已被学校收回，孩子们也已各奔前程，四处寻生计。尽管我已从延庆监狱的囚禁中得以释放，却依旧难以寻得一个栖身之地。延庆监狱和北京市劳改局只能暂时将我安置在二姐聂元素家中。虽然聂元素家的经济条件并不宽裕，但家中的房屋被一分为二，她本人住在南楼，而北楼则空置着一间小屋。鉴于我获得了保外就医的许可，我便暂时寄居在了北楼。

（2）谈及向胡耀邦致信的初衷，聂元梓在晚年回忆道——

鉴于健康问题的迫切性，我得以获得保外就医的机会。然而，出狱之后，面对那笔数额巨大的医疗费用，我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在狱中，治疗的开销由监狱负责承担，而如今，这一切的重担都落在了我的肩上，这对于一个没有稳定收入来源的我而言，无疑是一份沉重的负担。更重要的是，如今我拥有了更充分的条件，去努力探寻历史的真相，以赢得自己应有的公正。

随后，在1985年7月，我亲自执笔，撰写了一封诚挚的书信，并谨遵监狱长的指示，恳请他代为转呈胡耀邦总书记。

（3）聂元梓致胡耀邦信

胡耀邦总书记：

作为聂元梓，我深切地认识到，在“文革”初期所犯的错误极其严重。这些失误不仅对党的伟大事业造成了无法挽回的损害，更让我的战友们承受了本不应有的苦难。每当回忆往昔，我的内心充满了无尽的懊悔与痛苦。我郑重承诺，将终身对党进行深刻的自我反省，并下定决心彻底纠正我所犯下的所有错误。

我衷心感激党组织在1984年年底的批准，使我有幸重获自由，得以接受包括心脏病在内的严重疾病治疗，并最终决定不再对我实施再次监禁。这份宽容与深情，我将铭记在心，永远感怀不忘！

然而，我已陷入无家可归的困境。面对生活的开销和医疗费用，压力如同巨石压顶。我的子女收入微薄，月薪仅六十元，再加上抚养子女的重担，我不得不求助于亲朋好友。然而，显而易见，依赖他人并非长久之计。

本月16日，不幸降临，我突发心脏病，医院向我的子女传达了病危通知。在财务拮据的困境中，我无力承担高昂的治疗费用，无奈只能继续在楼道中栖身。经过紧急抢救，我最终得以重返家园，开始接受药物治疗。尽管自出狱已超过半年，我的病情却始终未能得到有效的控制，我仍在病痛的煎熬中，艰难地度日。

在“文革”的早期，我经历了严峻的政治挫折，幸运地避开了刑事的惩处。自十六岁那年起——即1937年——我便投身于革命的洪流，并于1938年1月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南北奔波，为党的事业献出了数十年的青春。然而，在“文革”期间，我较早地洞察到了林彪、江青等人的倒行逆施，并毅然决然地进行了反抗，因此遭到了他们长期的打压与迫害。面对诸多毫无根据的罪名指控，我经历了上百次的批斗，并被“隔离审查”长达八九载。直至1978年4月19日，我被告知遭受开除党籍的处分，北京市公安局对我实施了逮捕，并将我监禁于监狱之中。最终，在1983年3月16日，我因被指控“积极追随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参与策划颠覆人民民主专政政权的活动”而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七年，并剥夺了四年的政治权利。

此判决显然有失公正。它仅依据王力捏造的伪证，对我进行诬陷，声称我受江青之命前往上海“造反”，参与了一场企图篡夺权力的阴谋。我恳请党中央对该案进行重新审查，恢复我的党籍和职务，并宣判我无罪；同时，我也遭到了林、江反革命集团的无理打压与迫害，这也亟需得到平反。目前，我迫切需要党中央解决我生活中诸多难题，尤其是医疗和住房问题。我衷心期盼，能够得到维持基本生存条件的机会。

贵事宜之适宜与否，敬请审阅并提出宝贵意见。若需回复，烦请将信件寄至北京市月坛南街XX号，由XXX代为接收并转递。

附：

《关于我在“文革”期间个人经历与所犯错误的详尽陈述》

简历及家庭情况。

此致

敬礼

聂元梓，1985.7.1

（4）聂元梓谈假释。

在那个1986年10月20日的午后二点半，延庆监狱的樊股长，以及管教股的干事，一同莅临月坛南街的住所，与我进行了一场深入的交谈。

（晚年聂元梓）

樊：今通知，勿激动。

说，没问题，你说。

樊：通知你假释。

樊补充道：“对于假释的深远意义，我想您已经有了深刻的领悟，无需我进一步赘述。”

樊问有何意见？

我表示以下意见：

一、我已向延庆监狱以及市劳改局如实汇报了我始终坚持的遵纪守法行为，并详细说明了自身所承受的多种疾病困扰。对于他们为我积极争取假释所付出的辛勤努力，我内心充满深深的感激之情。

二、尽管我已获得假释，但我对于自己案件的看法依旧存有异议。在“反革命”身份这一核心问题上，江青所下达的指令具体指向何方，我始终感到困惑。在预审阶段，这一信息未曾被披露；而在法院审理过程中，也未予以公开。监狱和劳改部门曾向我索要相关报告以便进行询问，但时至今日，我仍未收到任何答复。

三、目前我暂住在姐姐家中。尽管我已退休，仍需确定我的官方居住地。对于我的个人事务管理，应由哪个部门负责处理？若不幸入院，应采取哪些应对措施？在遇到困难时，我应向哪个机构寻求援助？你们可能已经看到，我是依靠拐杖前来寻求帮助的。我急需解决公费医疗的问题，并希望得到妥善的居住和生活安排。

樊回应道：“您的宝贵意见我们将立即转交给相关部门妥善处理。遗憾的是，就目前情况来看，我们可能还无法直接解决这一问题。”

我表示可以。

(晚年聂元梓)

（五）提及北京大学拒绝为其提供安置，聂元梓在晚年追忆往昔时，曾感慨地表述道——

在获得假释的当口，面对生存的迫切需求，我陆续与北京市劳改局及北京大学取得联系，诚挚地恳请他们协助我解决户籍迁移、住宿安排、就业机会以及公立医疗保障等基本生活需求的问题。

您的来函已悉数收悉。遗憾的是，关于信中所述的居住、住房、职业以及公费医疗等事项，我们有必要告知，这些问题的解决并不在我们职责所及。在您获得假释之前，作为执行机构，我们已经对相关事务进行了详尽而周密的处置。

自1985年9月，北京市便着手召开了专项会议，对刑满释放及解除教遣人员的安置工作进行了周密部署，并正式颁布了相关文件。文件中明确指出，各系统、各单位对于因服刑或教养而离职的员工，必须制定并落实相应的安置措施。此次会议邀请了包括中央直属单位及各大专院校在内的在京机构负责人出席。针对您的疑问，我们建议您直接向北京大学或您所在的街道办事处进行咨询。

遵照劳改局的回复指引，我迅速与学校取得联系，并正式提交了入学申请，诚挚地恳请北京大学能够接纳我，以便妥善解决我目前面临的生计困境。

起初，我不断向他们寄送书信，衷心恳请他们伸出援手，以应对我遭遇的住房、就业及公费医疗等一系列复杂难题。随着腿部病症的逐渐恢复，为了维持生计，我手拄拐杖，从月坛路的聂元素寓所出发，艰难地踏上了前往北京大学的道路。

我竭力争取与校长及党委书记进行面谈，然而，他们均以委婉的方式拒绝了我的请求。最后，仅有办公室的李姓同事接待了我，他答应将我面临的困境转达给学校领导，并承诺会给予回应。数日后，他来电通知，学校方面表示无法处理我的问题，建议我向北京市委寻求更多的帮助。

继而，我向时任北京市委书记李锡铭及市长陈希同致信，恳切地寻求他们的协助，以期解决我个人的生活困境。遗憾的是，始终未能得到任何回应。在那段艰难的日子里，为了生计，我也曾向胡耀邦、江泽民等中央领导同志寄出求助信件，然而，同样令人遗憾的是，这些努力均未带来任何实质性的进展。

（6）提及“下海”那段经历，聂元梓在晚年曾如此回忆道——

面对经济来源断绝的困境，我开始了寻找自我救赎的旅程。正值八十年代末，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股经商的热潮，街头的男女老少都在热议如何累积财富，纷纷投身于商业的洪流之中。在这股热潮中，我未愿沉溺于无聊的琐碎，同时，为了生计所迫，我亦毫不犹豫地踏入了商海的波涛。

（晚年聂元梓）

提及那段过往，不禁让人忍俊不禁。初涉商海，我对贸易之事一窍不通。我所能依赖的，不过是那流利的口才。听闻此地钢材供应充足，彼处原油资源丰富，而此地又亟需采购彩电，而他手中恰好握有批文，我便尝试从中斡旋。毕竟，我并无资金可以投入，只能专注于信息沟通与资源对接，以此换取一份辛勤的回报。

初入商界，我的经历与涉足政坛时并无二样，起步都颇为顺利。“文革”开端，又有谁未曾挥毫泼墨，书写过激昂的标语？唯独我主导的那张“大字报”赢得了极高的赞誉，一夜之间，我变成了全国闻名的“革命斗士”。在商业领域，我也未曾遇到太多的障碍，涉足的每一项事业都蒸蒸日上。许多人渴望财富，但真正实现财富梦想的，又有几个？而我，恰恰是其中之一，享有这份幸运。

在山西，我有幸结识了一位曾在“文革”时期并肩战斗的战友。在他的引荐下，我得以踏入石油行业，受命于北京处理公司事务。我们的合作一直进行得非常顺利。公司对我深信不疑，委派我在北京设立办事处，并选择了西苑饭店作为办公场所。自那以后，我便成为了他们全权委托的代理人。他们对我的信任无比深厚，将携带的资金全部存放在我的办公室。我不仅肩负着保管这些资金的重任，还需对其使用情况进行严格监管。每当公司经理来到北京，需要提取资金时，我都会详细询问资金的用途，审查其合理性，并协助他妥善地运用资金。

经过在石油交易领域的磨砺，我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并打下了坚实的经济根基。正是基于这样的基础，我毫不犹豫地踏上了自主创业的道路，勇敢地承担起企业家的重任。我的业务范围涵盖了进出口贸易、纺织品和服装配额，以及石油和钢铁的交易。在国际商界，特别是在美国、英国、法国等国家，我已建立了广泛的人脉网络。同时，与香港的陈氏大亨的合作也进展得非常顺利。

（7）她被誉为“雷锋老太太”，这一称呼源自聂元梓晚年的自述，充满亲切之情。

在波涛汹涌的商界中，我拼尽全力，不仅摆脱了生计的困扰，更逐步积累了财富。然而，这些得来不易的财富，却屡遭诈骗，最终化为乌有。

起初，我毅然选择加入购房者的行列。这段经历使我深切体会到了无家可归的辛酸。随着些许积蓄的累积，我首先萌生的念头便是购置一处属于自己的温馨居所。那是在1988年或1989年的那个年代，北京房地产市场上的潜在购房者尚属稀少。

尽管当时我暂居于一家兼具办公与居住功能的饭店，然而那终究不是我真正的归宿。因此，我萌生了购置房产的念头，并委托他人帮我搜寻合适的房源。姓刘的个体户主动上门，向我推销他位于西便门附近的一座院落。我以五万元的价格购得那座院落，却未曾料到，这五万元竟成了徒劳的投入。原来，刘某并非房产的真正所有者，骗取了我的钱财后便音讯全无。后来得知，此人因病离世，那五万元也便如同石沉大海，一去不复返。

与此同时，我添置了两台爱车，一台是丰田，另一台则是北京吉普。但事与愿违，新车尚未驶出多久，丰田便遭遇了不幸，被盗走了。这一突如其来的变故，让我对北京吉普也产生了深深的疑虑，不敢再继续拥有，便匆忙将其出手。当时的我之所以如此挥金如土，是因为生意异常红火，以为收入唾手可得，因而并未对此笔资金投入太多的关注。

“阿姨，我今天的餐费还略缺一些，能否借我十元应急？”另外，也有人会说：“阿姨，我手头正有一笔即将落成的交易，但目前资金有些紧张，能否先借给我几千元？保证在三天到五天内全额归还。”

因此，那些垂涎我利益的人，纷纷自诩为“土八路”，仿佛将我看作易被欺凌的对象。他们甚至戏谑地称我为“雷锋老太太”。我当年的最大失误，无疑是过分看重人情，对他人过于宽容。对于任何向我伸出援手的人，我都全力以赴地提供帮助，却忽略了“商道即商道”的固有原则，结果反遭欺骗。

彼时，我的事业蒸蒸日上，客户纷至沓来，寻求合作的访客在我办公室中络绎不绝。不料，竟有不速之客恬不知耻地滞留于我的办公室内，不肯离去。起初，我以为他们只是闲逛，但未曾料到，他们竟然在暗中窃听我与客户的对话，试图从中挑拨离间，意图破坏我们的合作关系。更令人发指的是，有人竟公然试图抢夺我的皮包，尽管未能得逞，但其险恶的用心仍让我心有余悸。金钱的诱惑力竟如此强烈，连我信任的秘书也未能免俗，心生贪念。这一事件让我倍感失望。

一旦失误降临，便如同多米诺骨牌般引发一连串的连锁反应，此起彼伏。那段时日，我的生意一落千丈，债务款项也迟迟未能到账。更不幸的是，我手腕不幸扭伤，仿佛所有的不幸都聚集在这一刻。姐姐的丈夫不幸离世，二姐聂元素的病情也愈发严重，急需有人照看。面对这些困境，我不得不辞去饭店的工作，带着厚厚的债务凭证，黯然回到了家中。

蒯大富拜访聂元梓晚年。

（8）提及再度沦入无家可归的境地，聂元梓在晚年时光里如此追忆道——

照护姐姐，引纠纷。

首要关注的问题，无疑是居住环境的相关事宜。鉴于对聂元素的细致照料至关重要，我毅然决然辞去了商场的职务，搬回她家中同住。不料，这一举措却激起了她女儿的忧虑，她担心房产未来会被登记在我名下，因此想方设法试图将我排除在房产继承之外。

其次，金钱问题成为了一个关键因素。聂元素曾将数千元人民币交托给我保管，她执意不愿将这笔资金托付给其他人。这无疑是她经过深思熟虑后的选择。然而，遗憾的是，她的女儿却对此产生了觊觎之心，试图索回这笔资金。因此，围绕着这笔款项，他们决定将我告上法庭。这使我第二次陷入了被告的身份。

面对法庭的庄重气氛，我保持沉默，最终判决却是失利。因些微的家务事涉诉，深感惭愧，言语间竟无以言表。自离开聂元素家以来，我再度陷入了流离失所的困境。

起初，我踏遍四方，寻觅一个安身之所。终于，在西直门宾馆内的一家初创公司里，我获得了一份临时的工作。这家公司尚在起步阶段，财务状况颇为拮据。我在那里主要负责提供住宿，甚至与同事们同住办公室，而自己并未获得任何报酬。那段日子，生活的艰辛再次浮出水面，每日的三餐也变得捉襟见肘。

（晚年聂元梓）

我现在（2004年）其一，若能顺利促成眼前的这笔交易，我便能够确保晚年生活的安稳与无忧。其二，我计划着手完成我的回忆录，这不仅是对历史的一个交代，也是对那些因我而受牵连的人，提供一个公正的答复。

【编者按：本文所选内容摘自聂元梓女士晚年所发表的一系列观点，旨在呈现其个人见解，以供对中国现代历史感兴趣的学者及广大网友参考。在此，编者郑重声明，本人对聂元梓女士的观点持保留态度，且不对她所描述的历史事件的真实性负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