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文作者周七月，系我国知名音乐家周巍峙及歌唱家王昆的子孙。历经文革的磨难，周七月不幸被判“死刑”，蒙受冤屈长达十年，身陷囹圄。三十载风华，他重获新生，随即投身于编剧与导演的行业。他创作了电影《火龙》，以及电视剧《林海雪原》、《牛虻》、《江湖兄弟》，并在电影《双雄会》、《火烧圆明园》、《垂帘听政》中担任副导演一职。本文提到的俞强声，是江青前夫黄敬（俞启威）的子嗣。黄敬在新中国成立后，担任了天津市的首任市长。俞强声的母亲范瑾，是北京日报的创始人，后来还担任了北京市副市长。俞强声毕业于国际关系学院，曾在公安系统工作，然而，不久后被揭露为美国的间谍，最终选择叛逃。
世间的人际关系错综繁复，交织着亲情、生活、爱情、友情、职场以及各式各样的纷争。在这纷繁的网络中，有的面孔我们熟知，有的却认识我们。然而，有这样一个特立独行的人，我竟难以准确界定我们之间的确切联系，更不确定他是否知晓我的存在。
但我认识他！
这个人是俞强声。
◇ 他耐心，不催促。
1968年三月，春意渐浓的初春时节，一个星期五的夜晚，九点的钟声刚敲过，我便躺上了床，然而心绪纷乱，难以成眠。我家已遭受了六次查抄的磨难，其中五次是由我父母所在的单位造反派所实施，而另一次，则是我们班上的同学所为。所谓的“抄家”，其实并不恰当，因为这并非为了搜寻任何反党的证据或资料，他们只是借此机会，将我用心整理过的物品翻得一片狼藉，以此泄愤。那时，我们家只剩下两间屋子，一间是供父母居住的，尽管他们长期被囚禁在牛棚，几乎不回家，另一间则尚未确定具体用途。由于父母既不能接待客人，也无权从事工作，所以这间屋子既非客厅，也非办公室。若是我在家，便会在这间屋子里搭起一张行军床，那是用白色帆布制成，带有木制框架，据说这种床是美国士兵在战场上的常见睡具。
忽然间，走廊中回荡起一阵急促而纷乱的脚步声。我尚未来得及辨识，一群人便纷纷涌进房间，而领头的正是东方歌舞团的舞蹈演员宋金福。其余几位演员我也颇为熟悉，毕竟在暑假期间，我时常目睹他们刻苦练功、精心排练以及精彩绝伦的演出。
宋金福，王昆母亲深为赏识的青年才子，正当其即将被吸纳进入党组织的关键时刻，不料，“文化大革命”的狂澜已然席卷而来。
还有五六名生人。
宋金福的神色凝重而庄重，他站在我的床边，语气严肃地命令我跟随他们一同离开。
无他选择。
我们乘坐同一辆车抵达了中央戏剧学院，沿着迎门大楼逐级攀登至四楼，最终到达了小排演场东侧的一间专用教室。
我落座于一张早已准备就绪的椅子上。四周的人渐渐散去，仅剩宋金福以及几位我素不相识的面孔，他们分坐在与我相对的长桌之后。后来我方才得知，他们分别是刘勇、周×、王明智等。其中还有一位男士，胸佩戏剧学院的白色校徽，显然也是该校的学生。然而在那个年代，人们普遍习惯佩戴毛主席像章，而非校徽。他独树一帜地戴着校徽，这让我格外留意。记得在他被派去我家抓捕我的时候，他就在这些人之中。但此刻，他却并未坐在桌子后面，而是选择了一个与桌子保持适当距离的位置，背对着我，侧身而坐，始终不与我交谈。这一幕，实在颇有趣味。
审讯仪式正式拉开帷幕。正如《水浒传》中所生动描绘的那样，开场便是一场五百次的“杀威棒”仪式。然而，执行者们并未真的挥舞棒子，而是以拳脚交加的方式展开攻势。在这场审讯中，王明智与刘勇通常是执行者，而宋金福和周×则负责提问，偶尔也会出现周×独自提问的情况。
审讯往往在夜幕低垂时展开，其程序大致一致。经过数轮提问，刘勇便动作迅速地摘下手表，随即，他与王明智便陷入了激烈的扭打。偶尔，周围会有观众围观，仿佛这是一场众人皆可分得一份“甜头”的“分食”盛宴。自那以后，每当目睹刘勇摘下手表，我便不禁感到一阵晕眩，而接下来的情形，我几乎完全失去了意识。
日后，我阅读了华子良同志撰写的回忆录。在书中，他谈到了自己在《红岩》这部小说中的原型角色所经历的磨难。书中提到，起初面对敌人的酷刑，其痛苦难以言表，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他逐渐适应了这种折磨，仿佛在受刑的过程中达到了灵魂出窍的境界，对周围的一切变得无所察觉。这一点，我感同身受。
实则所谓的审讯，实则不过是为了获取口供，而那些已有之人早已完成了供述。审讯的手段林林总总，不仅包括残酷的刑讯逼供，还涵盖了面对面的对质与指认，以及隐秘的对质方式。例如，我后来才得知，我母亲王昆当时同样被关押在中央戏剧学院。在那段日子里，她不止一次被迫在帘幕后旁听，透过布帘目睹了他们对我进行的殴打与审问。
那位身披白色校徽的男子，始终如一地驻守在自己的岗位上，未曾发声，面容亦始终维持着那份沉静。然而，随着时光的流逝，我逐渐领悟到，他那深邃的目光才是最为庄重与权威的象征。那些凶猛的年轻人与演员，在挥舞拳头或收起拳头之际，总会不自觉地向他投去一瞥。或许，他之所以选择侧坐，正是为了能够同时扮演审讯者与被审讯者的双重角色。
每日破晓时分，悠扬的“大海航行靠舵手”旋律在大喇叭中回荡，与广播体操的节奏交织，宣告着新的一天的到来。那场历时三个月的“群众专政”活动，仿佛过得特别漫长。
1968年6月7日，一个再平常不过的星期五，午前时分，一位身着制服、胸前别有白底校徽的工作人员，突然步入屋内，向我示意需整理好个人物品，并随他一同离开。其他人并未步入屋内，他们只是站在门外，仿佛这一切与他们毫无瓜葛。
我步出楼外，登上了那辆军绿色的吉普车——实际上，它是苏联嘎斯系列的一员，而非美国吉普家族的成员。然而，岁月流转，人们早已习惯了将此类车辆统称为“吉普”，这一称呼的由来，可追溯至抗美援朝战争那个激情燃烧的年代。
车辆穿梭于错综复杂的门户之间，其中一扇尤为引人注目——那是一扇电动的巨型铁闸门。这是我生平首次目睹。直至后来，我才恍然大悟，原来此处正是位于半步桥44号的北京市看守所。而这所看守所，与我儿时就读的小学仅一步之遥。
那位乘客步出车厢，同时示意我随他一同下车。紧接着，便依照惯例展开搜查，流程包括解开裤腰带、抽离鞋带等。整个过程严格按照既定程序执行。在与人交谈中，我了解到张郎郎在我之前已被引导至此。
想起他是公安。
的确，在那数十次连续的审讯中，提问的主导权始终牢牢掌握在他手中。此外，他的校徽也不知何时已消失得无影无踪。
他的审问，不过是群众专政时代的陈规旧套，依旧是将供词逐字抄录在那些格式化的审讯记录纸上。唯一有所不同的，是要求留下指纹：首先是签名的地方，接着是修改的部分，最后在签字栏里再次按压。我向来以严谨细致著称，修改供词时总是格外留心，以至于指纹之间相互交织，白纸上留下了密密麻麻的黑色痕迹，随后，一串串鲜红的指纹接连不断地延伸开来。而他，始终保持着耐心，从无催促之意，他的专业态度显得尤为突出。
第一阶段结束后，他音讯全无。在经历了数月的持续追问，换了一波又一波的审讯人员后，我粗略估计，自被羁押以来，已有七十多位审讯者对我进行了询问。但若要我将那些细节一一回忆，脑海中却只清晰地记得他一个人的身影。
1969年5月，我遭转移至与看守所相邻的干部院，被编入一个学习班，并开始了蓄发的过程。干部们先后与我进行了个别谈话，告知我即将重获自由。然而，考虑到我系革命群众押送而来，还需开展群众工作，以确保他们能够接受我复课参与革命活动，我的释放尚需稍作延后。在学习班期间，陆续有同伴有幸获释，我亦满怀期待，翘首以盼那重获自由的曙光。
我心中充满疑惑，不明白为何自己会被众人押解至此。实际上，是那个头戴白校徽的人操控了整个审讯，并从容不迫地引我至此。那些群众不过是被操纵的工具。
张郎郎亦加入了这场学习班。自幼便展现出卓越的交际能力，他结识了无数好友。谈及俞强声，他显得自信满满，直言二人相识。俞强声，正是黄敬的儿子。黄敬，曾是江青的前任丈夫，后因种种原因，两人最终选择分手。至于范瑾，这个名字我也略有耳闻。在文革初期，她便遭受了严重的打压，报纸上对她进行了早期的点名批判。她曾是彭真身边的得力助手。张郎郎补充说，黄敬与江青的关系，随着两人的离婚而画上了句号。范瑾所居住的红霞公寓，是当时北京较为前卫的干部住宅区，地处繁华的王府井附近。在那个特殊时期，批斗大会成为了常态。每逢范瑾在大会上遭遇批判，俞强声便即刻召集红霞公寓的孩童们，于院落之中重启一场热烈的辩论。
◇ 门口收票者：俞强声。
了解俞强声至此。
本以为此人与我之间早已不再相连，却没想到，我们竟然再次重逢。
１９７６年北京“四五”天安门事件时我还在监狱里，已经在生死之门下钻来钻去几个来回。那时看报纸是一个字一个字地数，每天都要从报缝里看出个一二三才甘心。看天安门事件受奖名单时，我居然在北京市公安局的受奖人员中发现了俞强声！三等功。
1977年12月8日，我重获自由。但出乎意料的是，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决定对我所涉案件进行重新审理：即便那时，北京市当局依旧存有将我送回监狱的意图。
当时，心中交织着喜悦与不安。喜悦来自于“四人帮”的覆灭，国家得以重焕生机；不安则源于个人内心的惶恐，尚在牢狱中的同伴仍在竭力证明我的清白，在法庭之上，我仿佛陷入了众口铄金的困境。
幸运的是，那是一个洋溢着向上精神的年代，善良的人们比比皆是，人性中的光辉得以自如地绽放。公安局和法院的众多领导和干部也纷纷伸出援手，给予我无微不至的帮助。
早春的一天，一个公安干部给我一张电影票，说是“内参片”，好看。我骑着自行车就去了公安部礼堂。没有想到，在门口收票的居然就是俞强声。十年没见，他一点都没有变，还是那么从容不迫的，在寒风中兢兢业业地收票。我镇静了一下，举起票，迎着他走去。他撕了票，无任何特殊表情。那天的片子是法国的《决斗者》，画面极美。但我的心情一直静不下来。我不知道他当初是一个工具还是一个自觉迫害干部子弟的人；我不知道他是否认出了我；我不知道他是否还记得我，亦或我只是他职业和工作对象之一，他已经忘了；他根本不会在意我的生命和前途的……就像他在天安门事件中立功。唉，无论世道如何，俞强声总是能找到好位置的。
次日，我得以追踪至那位曾慷慨赠我电影票的恩人，向他探询，是否对俞强声有所了解。他对此自然熟悉，却未曾想到，他竟然就是那位曾将他拘押之人。他透露，俞强声在“文革”时期表现得异常活跃，但由于家庭背景的限制，他并未受到应有的关注，甚至连入党的机会都未曾有。直至“文革”落幕，他的母亲成为了首批获得平反的干部之一。从此，俞强声得以重返干部子女的行列，获得了晋升和重用，并最终实现了加入党组织的愿望。
截至1978年5月，我正式接到了法院的平反判决。自此，俞强声等人对我不再构成任何威胁，除非历史重演，再度掀起“文化大革命”的狂澜。
◇ 俞强声请假，因乳母病重。
不久之后，传来消息，俞强声已被调至安全部门任职。紧接着，有关他叛逃的流言蜚语也如潮水般涌来。
“糟了”，那位乳母早已长眠于世。经进一步侦查，得知俞强声已潜行至香港，并进而抵达了美国。
后续报道见报。
想起俞强声，我最感慨的是他的可怜。他要革命，要进步，已经到了大义灭亲斗自己母亲的地步；他不择手段要将我们这些当时还是中学生的孩子打成“反革命”，“叛国分子”，毫不留情，哪怕他认识其中的人；他不会不明白天安门事件的参与者真正目的是什么，但他毅然选择了镇压一方，并立功；“文革”结束，当权者对他不薄，但他还是选择了背叛！
他镇定自若地选择的，却是当年以暴力强加于我们的罪责。由此，无数家庭支离破碎，我几乎在他面前丧命，继而又险些被枪毙。在那个“文革”时期，人性尽失的黑暗岁月里，我被囚禁了长达十年之久。
他起初走上了背道而驰的道路，与家庭和集体背道而驰；而最终，他再次做出了背离的选择，这一次，是背弃了家庭与祖国。
多么大的讽刺呀。
自私吗？别的解释？
沾满了无辜者的鲜血，他不禁心生疑问，不知此刻他的生活是否得以平静？
延伸阅读：
俞强声
俞真三，自幼便由康生悉心养育，可称得上是他的养子。我国的国家安全部成立于1983年，首任部长一职由当时的副部长凌云接任。金无怠，作为国安部领导层直接操控的间谍，而俞强声由于涉及的是秘密级别的信息，因此无法与金无怠有所接触。
然而，作为前部长的秘书，俞凭借出入部长办公室的便利，在翻阅卷宗的过程中，推断出了金无怠的真实身份，并将其作为背叛的见面礼献给了美国。俞的叛逃之举，直接导致了凌云的免职。
俞强声在美国政府庇护下隐匿，自叛逃以来便音讯全无。然而，传闻称我国国安部对其进行了全球范围内的追捕。两年后，在一场海难中，5名潜伏于美国的我国特工不幸溺亡，据信与追杀俞强声的行动有关。此事过后，指挥该行动的大队长因此荣升要职。
金无怠英文名叫纳瑞·金无怠(LarryWu-taiChin)，他是美国中央情报局前任分析家。于1938年在上海驻美国领事馆担任译员。1944-1981年，金一直为美国政府工作，二十多岁时，金无怠就已经成为周恩来手下的特工人员了，他在美军驻中国福州联络办公室工作时，于1944年被中国情报机构招收。[在44年中国抗战时进入美军中国军调处担任美军翻译。
自1945年至1952年，他身兼数职，既担任美国驻上海和香港领事馆的翻译，又服务于驻朝鲜军队，从事口译工作。1952年之后，他转投中央情报局，在克纳瓦、加州的塔罗沙以及维吉尼亚州的罗斯利等地负责对外广播情报部门的工作。不久后，他再次调动岗位，抵达香港，加入美军行列，并在夏威夷情报处担任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工作人员。
在那个时代，他与台湾最璀璨耀眼、人气爆棚的女播音员喜结良缘。与此同时，他亲自投身于韩战期间的情报工作，成为了台湾情报机构与美方情报机构之间的沟通纽带，进而晋升为美军与台湾情报网络的核心联络者。那时，金无怠频繁地将美军和台湾的情报传递至中国情报部门。
在朝鲜战争爆发之际，金某将大量美军情报倾囊相授，其中不乏志愿军战俘的“反共”名单。这一举措促使当时正与美方进行谈判的中国代表，强烈要求释放所有战俘。美国的历史学家和情报部门高级官员均认为，金某的“背叛”行为及其间谍活动，是韩战迟迟未能结束的关键因素之一。
六十年代末，我国获取了金提供的有关美国对华外交政策的关键情报。这批信息使我国领导人能够预判美政府的复杂动机，并据此制定了相应的应对策略。当时，我国正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战，与苏联及其盟友的紧张关系使得我国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
1970年10月，他向我国透露了一份关于尼克松总统谋求开启中美外交关系的机密文件。这一行动让我国得以迅速调整内政与外交策略，从而最大化政治收益。与此同时，尼克松政府在制定对华政策的过程中，未曾察觉到这一动向，却已自发地采取了一系列关键性的让步。
金的活动不仅使美国在越南冲突中失去了众多战略优势，更使中国与北越得以深入了解美国对越政策的核心调整及其所采取的战略。他们对美国在南越推行的各项政策亦了如指掌。自六十年代初至七十年代中期，北越对美国的越南政策立场始终有着清晰的把握。
至1963年尾，越共已从多渠道情报中得知美国可能对南越实施全面干预。面对这一形势，北越已做好了充分的战争准备。这一举动使得美国在全面对越南开战之后，并未能获得其预期中的战果。美国官员指出，金让中国和北越从中获益颇丰。1972年，北越与美在巴黎签订了和平协议。然而，随着越共意识到美国政府不愿进一步卷入越南事务，北越转而采取攻势，并在数年之内实现了对南越的统一。
随着时间的流逝，金无怠先生在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影响力日益增强，他的职位也稳步上升。最终，他荣升为美国中央情报局亚洲部的负责人，全面负责对包括台湾、倭国、韩国在内的所有亚洲国家的情报监控与交流工作。他甚至一度仅一步之遥，即可跻身美国中央情报局副局长的宝座。
此外，在金无怠于美中情报局兰利总部服务的期间，他亲自翻译了大量源自我国的各类情报资料。这些资料囊括了众多潜入我国大陆的美台情报人员以及已向我方投诚的中国籍人员的情报信息及其名单。正是得益于金无怠的辛勤付出，我国得以在诸多潜在风险爆发之前，成功填补了这些情报漏洞。
作为一位身兼分析师与中央情报局中罕见汉语专家双重身份的杰出人才，金先生拥有卓越的信息传递能力。这涵盖了从中国及东亚地区的情报报道，到对中央情报局内部工作人员的个人简介与综合评价，以及机构内部秘密人员的姓名与详细身份信息。除此之外，他还提供了关于我国招募的情报人员的宝贵资料。
鉴于中央情报局内部错综复杂的分类体系，金虽无法洞悉他们的真实姓名与身份，却能推断出他们的工作领域及职权等级。基于此，我国反间谍和安全机构能够精确地锁定他们的身份。金的主要职责，即传递机密情报与接收指令，通常都在中国大陆境外，第三国境内执行。
金至少六次将未曝光的胶卷交给了驻多伦多的购物中心，国安部的信差李先生。每次，金仅耗时约五分钟便完成了这一过程。而在其他情形下，则是身处香港的中国官员通过电话向他了解详情。当金需传递情报时，他通常会先将信件发送至澳门、广东或香港中的一个私人住址。
此类信件仅秘而不宣地记载了他前往第三国的具体时间和地点。尽管这种谍报手段不适宜于快速数据传输，却相较于在目标国境内进行类似行动，安全性大大提升。然而，正如尼克松政策文件案例所揭示，金在紧急关头亦能迅速传递信息。他的行动亦使中国情报部门得以窥见美国在反情报领域的实力。
金无怠行事严谨专业，似乎与生俱来便具备间谍的天赋。在他数十年的间谍生涯中，未曾犯下一丝一毫的失误。即便是在被捕之后，他的台湾籍妻子亦未曾想到，与她相伴数十年的丈夫，竟是一位经验丰富的高级间谍。在中国，知晓金先生所传递情报之人寥寥，而洞悉他真实身份者更是屈指可数。
金先生堪称智慧卓绝，我国曾连续资助他总计一百万美元。他独具慧眼，将这笔资金巧妙地投入房地产市场，最终收获了丰硕的果实。他的投资手腕不仅彰显了他的商业头脑，更让美国反间谍机构确信，他绝无成为间谍的动机。
1981年，金无怠从中央情报局悄然退役。凭借在情报领域的不凡成就，他被情报局特别留用，并担纲了该机构的核心岗位。他原本可以功成名就，即便美国政府始终蒙在鼓里，他也已然成为了美国情报史上最为神秘的间谍。然而，不幸的命运在1985年降临。
实际上，早在1982年，联邦调查局和中央情报局便对金展开了深入的侦查。然而，凭借其出色的演技和严谨的态度，金使调查变得徒劳无功，调查早早地便告终。直至1985年，安全部处长俞强声的投诚美国，这才直接导致了在我国潜藏了40余年的杰出间谍金无怠被捕。遗憾的是，金无怠在三年后的狱中不幸离世。
功过任评。
若金今在，感想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