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仲夏，安徽合肥南端的甫田河突发洪水，一块刻有“廉泉”二字的残碑在泥沙中显露。乡亲们围观时，年仅八岁的包家男孩被祖父牵着手站在人群后面，祖父俯身在他耳边轻声道：“记住，这是咱家祖宗留下的提醒——清水自来，不染纤尘。”那一年，谁也不会想到，这个孩子便是日后被称为包拯第三十五代孙的包先良，而那几乎被掩埋的石碑，恰成了他一生选择的注脚。
他的人生轨迹很简单：守祠堂、讲家风、扫落叶、添香火。外人看来，这不过是再平常不过的乡村老人作息；可在他自己心里，这却是一条被先祖定下的轨迹，无法偏离，也不允许偏离。要理解这种执念，得从家族几近苛刻的“警示录”说起。
几百年前，包氏一支迁至今安徽肥东的古河岸边，时隔数代，族中曾出过掌科举、管漕运的中层官员，也出过困顿农夫与落魄书生。尽管境遇悬殊，但所有家谱里都抄录着一句话：“若为官，当思祖上青天；若为民，当守三尺清白。”这句族规原本只是宋代宗族礼法的延伸，传到明清却愈加严格。康熙三十六年，家族里有位科道官触犯贪墨被革职，竟遭宗族决议，禁止入祖坟，仅得草草下葬荒岭，这一历史事件在包家口耳相传，成了最具震慑的负面教材。
时间走进20世纪，上世纪五十年代土改与合作化浪潮，包家后人散落各地，很多人凭着文化优势进了学校、变成教师，也有人被调去县里当小干部。然而，只要在外当了官或做了公务，即便返乡探亲，也要先立字据，公开声明“无贪污、无受礼、无行贿”。这种带着自我监管性质的做法，在外人看来近乎固执，却也让包家数代人在坎坷的现实中保住了“干净”二字。
包先良是1968年接下祠堂钥匙的。那时候正是农村形势风高浪急，各种“破四旧”“立四新”的口号此起彼伏，许多祠堂被拆、牌位被焚。包先良因为祖辈预先把家谱、木主连夜藏进后山竹林，才逃过一劫。1972年，他把散落的木主一块块抹灰净尘，重新安回正中，背着卷好的一卷家谱，悄悄去县里找老文书盖章备案。那年他才四十四岁，却满头白发。从那以后，祠堂成了他的半个家——另一半则是墙外几分薄田。
生产队解散后，年轻人纷纷南下，他却像钉子一样留在祖宅门口。有人说他错过了机会，有人笑他不识时务，可他只把竹帘挑开一点，淡淡回一句：“这是我分内的活计，值。”农闲季节，他也从不去县城揽零活。事实上，他力气不小，完全能换点工钱补贴家用，却始终不肯背着扫帚离村一步。邻里间问起缘由，他挥手道：“外面赚的钱，咱守不住心。”那话听来朴素，却收获邻里会心一笑，他们晓得，这就叫包家人的执拗。
祠堂里的布局延续宋式，三进院落，一面影壁刻着正气歌，正殿悬着祖传牌匾“龙图遗风”。檐下吊着一口清代敲钟，铜面斑驳。包先良每日第一事，便是轻扣铜钟三下，据说寓意“慎独、慎微、慎终”。他解释过：“敲给自己听，也敲给祖宗听。”十几年来，或大年或寒食，钟声从未断过。
改革开放以后，乡里修起水泥路，不少自驾游客问路到“包公老家”。祖宅前的青石板被车轮压得锃亮，村口出现第一家面向外地人的食肆。眼见生意兴旺，镇里动了念头，准备引资搞景区，提出门票、停车场、特产店一条龙。方案送到包先良面前，他看了三遍，声音不高却铿锵：“行，我没意见。唯有两条，祠堂不能装售票闸机，包拯像前的香火钱不得外流。”镇干部面面相觑，最后改成了折中方案：祠堂免费，外围商业自负盈亏。依照文件，商户一天要拿出营业额的百分之三作为古宅维护基金，但基金归村委会专户管理，不经包家之手。老人在会上没有发言，只是默默点头。
他与游客的交集，从此变得热络。很多人是冲着电视剧《包青天》来的，参观结束却对那位布衣老人印象更深。有记者拍下他讲解时的背影，发布在报纸上，标题写道：“最后的守庙人”。文章引发关注，外地媒体陆续采访，他却只重复两句话：“包拯在世时三十七岁上京殿试，七十岁病逝，相隔九百多年，故事真假参半，我只说有据可查的。”采访者追问生活细节，他便含笑不答，只说“讲故事的人不能抢过主角的光”。
有人算过账：以每年五万游客、每人二十元的讲解费折算，老人生平至少“放弃”了近百万元。有意思的是，他从不自诩清高，而是用一种淡淡的平视。听客忍不住塞钱，他也不激动，只挪步把钱放到门后一个小木匣，挂着“油烛”“香花”四字。到了正月，他将匣中零钱拿去乡财政所开收据，交给文物管理站，用于购买防潮木材与油漆。这套流程多年不变，站里人熟悉得很，一见老人进门便递出盖章本，“包老，还是老规矩？”他答一声：“麻烦咯。”
生活清苦是事实。2010年的冬天零下七度，祠堂墙角挂着冰棱，他仍穿那件旧呢大衣。乡亲实在不忍，凑钱给他买了羽绒服，老人笑盈盈收下，却剪掉了醒目的品牌标。第二天一早，他照旧挑水扫地，只是身影没那么单薄。有人打趣：“还是添置了好衣裳。”他扯了扯领口，小声说：“非分光彩去掉，暖就行。”
2015年9月，县里举办廉政文化月，特意请他在县城报告厅讲一次课。台下大多是机关干部和新录公务员。麦克风递到面前，他坦率开场：“小地方老头子，不懂大道理。我只讲三个故事。”第一个是《铡美案》背后的史实，说明包拯其实依法办事；第二个是包家祖训，强调家教自律；第三个是他自己曾拒收捐款的始末。全场原本惫懒的听众被这种朴直所击中，会后不少年轻人排队请他签名，更多人围着问：“怎样才能做一个清官？”他摊摊手：“先做清白人。”
2020年初，新冠疫情来袭。村口被设卡，他不再接待游人，却依旧每日开门焚香，对着空院落朗读“臣本布衣，躬耕南阳”，读完合手低头，像在给看不见的客人鞠躬。邻居劝他歇歇，他摇头：“人心总要有个念想。”
谈起未来，他语气平平：“我九十三了，走不动时就把钥匙交给侄孙。家训在，祠堂在，总有人守。”侄孙包弘义原是城里公务员，近年已辞职返乡，白天帮着修补木结构，晚上抄家谱。两代人偶尔争论：年轻人想引进数字展示，做微缩景观，老人却嫌花哨。对话不激烈，却能听出执念与时代另一种拉锯。
2022年清明，他们合力补写了更新版的族规，又在末尾加了两句：“慎取以养，戒名而行。”意思很简单，时代不同了，接受合理报酬并非罪过，但要谨记初心，不可沾染铜臭。老人拿着毛笔，一字一顿写完，提笔瞬间手心还在抖。他自嘲：“老手硬了。”侄孙站在旁边，轻声说：“从今往后，我来写。”
全篇看似都是家事，其实处处可见时代烙印：土地改革带来的离散，改革开放带来的诱惑，商业浪潮中的坚守，乃至公共卫生危机里那份仪式感。包家三十余代人用自己的方式证明，血脉传承的不只是姓氏，更是规则。外出的可以成教授、做工匠、当公务员；守祠的自愿将一生交付木门与尘埃。哪条路光耀，哪条路平凡，并没有标准答案，但“清白”二字始终写在族谱最显眼的位置。
值得一提的是，学界对包拯真实后裔的考证并非一帆风顺。清末《包氏宗谱》因战乱散佚，现存多为民国年间重修本。1959年，安徽省文史馆组织过一次普查，对包姓聚落进行走访，最终确认的直系脉络仅剩两支。其中肥东支继承的砖室古墓，经勘验出土物与宋代风格吻合，被定为省级文物。包先良正是这一支的族长。专家学者陆续拿着家谱、墓志铭、台湾故宫藏根目录互相比对，终得结论：包拯仅有一子包达，包达以下七世后分衍，此说与包先良所在分支吻合度最高。换句话说，他的“青天后人”身份，基本坐实。
有人好奇，如此严谨的家风是否拖累了家族发展？事实并不尽然。包氏后辈中，考入大学者超出周边村平均水平两倍多，原因是长辈长期强调“读书是正经本分”。只不过，他们大多从事教师、医生、工程技术等需要良知与专业并重的行业，商海闯荡的不多。或许在别人眼里失掉了“财源广进”的机遇，但从包家的视角，那些稳定而正派的职业更能无愧祖训。
2023年10月的一天，央视纪录片摄制组来到祠堂拍外景。导演提出夜间补光拍摄，想架灯照亮正殿。包弘义爽快应允，老人却迟疑：“灯太亮，牌位怕是受不得。”最终他们改用暖色小功率射灯，镜头里暗金色梁柱若隐若现，剪辑后效果反而更好。导演感慨：“守护的不只是木头砖瓦，更是分寸感。”拍摄结束，曹姓摄影师塞给老人一个印有节目Logo的白瓷杯，老人接过摩挲片刻，说声“多谢”，转身放进厢房柜子，像给藏品编号那样小心翼翼。
“包爷爷，您真的一生只做这一件事吗？”有小学生天真地问。老人笑道：“扫地、擦桌子、讲故事，都是一件事——守清白。”回答干脆，却一语中的。
将近一个世纪的光阴，从甫田河边洪水冲出的残碑，到今天祠堂门前日益稠密的游客脚步，包先良没给自己留退路。他用最传统、最不合时宜的方式，告诉世人：清廉不是虚词，而是一辈子的活计。对他而言，祖宗的青天，不能只停在戏曲脸谱，更要落在柴米油盐的日常。为此，他不外出打工，不拿讲解费，不走捷径，乃至不肯让古宅披上商业外衣。或许外界能给他更舒适的晚景，他却反问：“若失了那口钟声，祠堂还像祠堂吗？”
而今，包先良的膝下并无子嗣，守祠的担子已传到侄孙肩上。未来是否仍能守得住这份纯粹？不得不说，这是一个无法回避的话题。可至少在眼下，青瓦屋檐下的铜钟依旧准时回响，晨雾与钟声交织，像是对千年之前那位铁面御史的回声，也像对后世人的一次无声叮咛。
坚守与时代：谁来接棒这口古钟？
包弘义决心留下来后，村里议论声并未就此消散。有人担心年轻人熬不过清贫，也有人担心无强制门票的祠堂很难支撑日渐增长的维修费用。为此，村委与县里文旅部门提出新方案：在祠堂周边规划一条“廉政文化体验街”，由政府出资修建基础设施，商户自行经营，但收益的十分之一专款用于古宅维护。条件是包家仍掌握祠堂主导权，决定任何内部布置与讲解口径。
2024年春节前，街道初见雏形。青石路面、瓦当门楼、木质招牌，整体保持与祠堂一致的灰青基调。外地设计师拿出电子沙盘时，包弘义抓着鼠标反复旋转，最终对一处LED巨屏提出质疑：“这样会不会太跳？”对方解释这是为了夜景经济。老人听罢，轻轻点头，却把侄孙拉到一边嘱咐：“灯太闪，记得遮一层纱。”那一刻，古老与现代就像两股水流，努力在此地汇合而不相互淹没。
另一个新变化来自数字化。经过多番讨论，祠堂决定上线云展厅。扫描二维码即可在手机上观看3D复原的包公府邸、聆听有声剧。技术团队提出收费八元下载，老人笑了，摆手说可免则免。运营人员摇头，认为平台要维护成本，不能完全零收费。互相拉锯后，定价被压到一元，并注明“自愿支付，用于文保”。这是包家史上第一次以公开透明方式，让崇敬者自愿出资。老人在直播间里出现时，仍是那身洗得泛白的长衫，“大家好，我是包家守门人。”弹幕纷飞，却很少见刷礼物，他像如释重负，“说故事和收费隔开，我心里才能不拧巴。”
与此同时，包弘义接手祠堂清扫工作，制定值班表，轮流请回乡大学生义讲，给每位学生报销车费，再配一份乡厨做的便饭。年轻人讲解时，引用档案、古籍原文，也加进了对包拯法治思想的现代阐释。几周下来，老人站在一旁，不时点头，却在休息间隙拍拍后生肩膀：“记住，讲到罚金案、铡美案时，不能戏说，也不要渲染暴力，要让人听完知道法理，不是当茶余饭后故事。”年轻人连连称是。守真，也得与时俱进，二人彼此磨合，逐渐找到平衡。
试想一下，若无这样代际交棒，祠堂或许终被锁尘；若无新的运营思路，祠堂又可能陷入年久失修的窘境。现在两代人共执一把扫帚、一束檀香，既留住了古韵，也让未来有了底气。三年前那口铜钟，如今装上了减震底座，声线依旧浑厚，但再不会因突降暴雨而倾倒破损。日暮时分，钟声回荡在甫田河水面，远处新建的观光木栈道上，有跑步的小孩回头张望；或许多年后，其中某个少年会接过钥匙，继续敲响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