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手记：李作鹏将军体格魁梧，着装随意，性情豁达，言辞坦率，胆识过人，因此被誉为“李大胆”；他喜好畅饮，遂有“李烧锅”之称；加之右眼失明，又添“李瞎子”的别称。尽管人生多舛，他依旧保持高傲自负，言语间不乏傲慢无礼之态。
晚年，李作鹏钟情于书法艺术，自诩不拘泥于临摹古帖或碑刻，不效仿柳体与颜体，而是随心所欲地挥毫泼墨，笔势犹如龙腾凤舞，独创一格，人称“李体”。据其子李冰天所述，将军出狱之初，便挥毫书写了岳飞的《满江红》条幅，悬挂于室中，慷慨激昂地说道：“我自16岁加入红军，投身革命生涯至今，血液、全身，乃至骨髓，无不充满革命的赤诚！”
1995年7月8日，我有幸造访位于山西太原金刚里的李作鹏将军宿舍。李将军，江西吉水人士，出身于一个中农家庭。自1929年起，他投身于农民起义的洪流之中。1930年，他毅然加入红军，历经战士、班长、排长等职务，后进入军委机要科，担任科员、军委二局参谋、主任参谋、科长以及参谋处处长等要职。在解放战争期间，李将军曾身兼数职，先后担任纵队副司令兼参谋长、副司令兼主力师师长、军长等要职。
在抗日战争的烽火岁月里，八路军115师挺进山东梁山，成功击溃了日军的一个中队。然而，日军怒不可遏，纠集五千余众发起了猛烈的反击。此时，师部侦察科长李作鹏受命率领一支精锐小分队，负责掩护主力部队撤退。就在战局胶着之际，阵前突然浓烟弥漫，恶臭扑鼻。李作鹏眼前顿时一片模糊，泪水夺眶而出。直到战后，方才得知那是日军投放的毒气弹，导致李作鹏一只眼睛永远失明。在陈光、罗荣桓的批准下，将军乔装打扮成商人，孤身一人前往北京治疗眼疾。他在一家医院接受了角膜移植手术，遗憾的是手术失败，最终导致右眼永久失明。
李作鹏嗜酒如命，每有美酒，必倾杯畅饮，一旦酒入愁肠，便沉醉其中。无酒可饮时，他更是言语尖酸刻薄。因此，一旦部队缴获了酒水，必先献给将军享用。1946年夏日，东北野战军从四平败退至吉林舒兰。部队刚安营扎寨，李作鹏便与苏静、何敬之等人聚在一起，痛饮美酒。林彪目睹此景，怒不可遏，斥责道：“这是什么时候，你们竟如此沉湎酒色！”说完，他愤然挥臂，将酒桌掀翻。当时，李作鹏担任东北民主联军前方总部参谋处处长一职。
自此，林彪与那位将军之间关系破裂。不久之后，将军被调离总部，担任一纵的副司令员兼参谋长，而刘亚楼则因之“崭露头角”。
李作鹏，才智出众，指挥有力，行事果断，性情急躁，但思维敏捷。1948年10月24日，遵从林彪的命令，他率领东北野战军第六纵队，从彰武和新立屯折返，南征台安，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紧急行军，旨在截击廖耀湘兵团企图南逃至营口。26日凌晨，李将军亲自率领先头部队，紧随第四十六团前卫营，抵达北宁线，在姚家窝棚遭遇敌军。枪炮声瞬间响彻云霄。将军披上大衣，凝视片刻，随即下令停止前进，并指挥部队阻击正面之敌。此时，林彪来电指示：“继续前进，切勿与敌纠缠。”李作鹏果断回电：“此处为敌主力所在，吾等即在此展开战斗。”并迅速命令部队抢占厉家窝棚车站、半拉门、姜屯一线。果不其然，廖耀湘已放弃南出营口的计划，转而东撤至沈阳，恰逢李将军所部设下伏击。此役中，李将军所率的十六师和十八师，成功抵御了敌军三个军的进攻，为辽沈战役全歼廖耀湘兵团贡献了关键的胜利。当时，李作鹏担任东北野战军第六纵队副司令员兼十六师师长。
李作鹏指出，辽西之战实属惨烈，四十三军浴血奋战，竟牺牲了九个连队，每个连队仅余七八勇士。正是他们，成功拦截了廖耀湘主力，使其无法撤退至沈阳。然而，电影《大决战》仅着重描绘了四十军的胡家窝棚之战，却忽略了四十三军在姚家窝棚的英勇事迹，实属不公。
1948年，第四野战军挥师南下。李作鹏率领四十三军勇猛直扑广西，于博白地区成功生擒了白崇禧麾下主力第三兵团司令官张淦。李作鹏回忆道：“当时陶铸曾告诉我，张淦被捕的消息传来，林彪兴奋之情溢于言表，甚至激动地跳了起来。”
我问李作鹏将军： “《大决战》中的林彪演的如何？”答：“假林彪。”问： “罗荣桓呢？”答： “假罗荣桓。”问： “刘亚楼呢？”答： “假刘亚楼。”又说： “罗荣桓不是那种人，他从来不会抬高自己，贬低林彪。若罗荣桓在世，此片肯定通不过。”李作鹏说，写林彪的书大多数写得不像，只有张正隆的《雪白血红》好一些。
“林彪性格内向，平日里言语不多，然而每言必经深思熟虑，言简意赅，一句便能直击要害，抓住核心，摒弃了任何空泛、冗余、无意义或陈词滥调。”
李作鹏再提，林彪在作战上既谨慎细致，又敢于决断。在东北解放战争中，林彪指挥的两次撤退决策均精准无误。首先是在1945年11月，我军刚入关之际，中央军委指令林彪于锦西发起一场战斗，旨在歼灭敌军一两个师。林彪亲临上下齐台前线，实地考察我军与国民党军的交战态势，鉴于敌方装备优势明显，林彪果断判断不宜正面交锋，遂提出“忍、等、狠”的作战指导思想，并坚决命令部队撤退。另一次则是四平的撤退行动。
1946年5月18日，距四平城撤退仅剩一日之隔的夜晚，林彪表情严肃地召见李作鹏，问道：“你速往四平东部一探，阵地状况究竟如何？我们能否坚守？”那晚月光皎洁，战场上枪声渐渐稀落。李作鹏即刻赶往四平东部塔子山阵地，实地考察。当地基层指挥员普遍认为，继续坚守已无可能，再坚持下去，不仅部队将损失殆尽，阵地也将不保。东部阵地难守，而西部仍在激战，若敌军包抄，西部部队也将面临被围困甚至被消灭的危险。李作鹏随即向林彪发去急电，表达了他“应立即停止战斗”的观点。当晚11时，林彪当机立断，下令四平守军全面撤退。
李作鹏讲，刚进关时，毛泽东催着打几个大仗，在山海关、锦西打大仗，阻止国民党进军。林彪看不能打，也不报告，就自管自撤了。打四平也一样，林彪撤退后才向中央报告：部队已于5月18日撤出四平。在这两个问题上，历史证明，林彪是对的。在战争年代决心撤退比决心进攻更难。
115师代师长陈光之悲剧结局
1946年6月16日，中共中央正式任命林彪担任东北局书记、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及政治委员一职。自此，林彪在东北地区享有“东北王”的美誉，名副其实。
1950年7月23日，原八路军115师副师长、代理师长，时任广东军区副司令员兼广州警备区司令员的陈光，突然遭受拘押，其党籍被开除，所有职务亦被撤销。同年10月，陈光被押解至武汉，并在中南军区的一座两层小楼内实行软禁。经过三年时光，这位声名显赫的将领在该小楼内以自焚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此事件在军事史上留下了令人震惊的一笔，即所谓的“陈光事件”。
谈及新中国成立之初的陈光事件，李作鹏心中既充满了深深的惋惜，亦充斥着无尽的懊恼。
将军言道，陈光资历深厚，乃一员勇猛之将。红军时期，他担任红一军团副军团长，抗日战争中则任115师副师长及代师长，始终是林彪的得力助手。在延安期间，因一桩琐事与林彪发生过争执，由此留下了心结。林彪在陈光一事上显得心胸狭隘，难以释怀。及至东北，林彪对陈光并未重用，仅安排他在地方部队任职。南迁至广州，仅赋予他广州警备区司令一职，职位过低。当时，叶剑英担任广东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而我则是广东军区的参谋长。
李作鹏提及，当时之所以对陈光进行抓捕，主要指控他意图背叛我军，意图逃往台湾。尽管陈光对职务分配存在不满，且时常流露些许怨言，但这并不足以构成通敌叛逃的罪名。他曾向我表示，解放海南岛无需动用武力。我向他询问有何良策，他则回应称，他可以与在海南的陈济棠取得联系，促使海南岛部队发动起义。不过，他提出，作为交换条件，应赋予他广东军区司令的职位。
“真是遗憾啊，遗憾啊，我对不起陈光！”
为何未阻林彪起飞？
自国家建立以来，李作鹏同志曾先后担任解放军兵团参谋长、军政大学副校长、总参军事训练部部长、海军常务副司令员以及海军第一政治委员等要职。
在“文革”初期，林彪对罗瑞卿进行打压之际，李作鹏亦积极介入其中。
“无名小卒，混蛋！”
李作鹏向我说起，在“九一三”事件中，林彪逃离前大约两小时，周恩来来电指示：“北戴河的林彪座机起飞，需经我、黄永胜、吴法宪及你共同批准。”将军询问原因，周恩来回应：“夜间飞行存在安全隐患。”将军心中思忖，总理对飞机了解不多，实际上夜间飞行更为稳妥。因此，当林彪的飞机请求起飞时，李作鹏并未加以明确阻止。翌日，李作鹏撰写了报告并上报，周恩来在报告上亲笔签署了批准意见。
李作鹏曾向我透露，当时林彪担任党中央副主席和法定接班人，其职位甚至高于周恩来。面对林彪飞机即将起飞，我难道敢擅自阻拦吗？实际上，若当时确实想要阻止林彪的飞机起飞，操作起来相当简单。距离林彪起飞还有两个小时，中央警卫团在北戴河部署了一个营，只需下令派遣一辆车堵住跑道，问题便迎刃而解。将军如此陈述，不禁让人心生疑问。
1996年3月25日，我在北京访问了伍修权。伍老曾任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审判工作指导委员会成员。伍老说，李作鹏受审时，头脑相当清楚，小事承认痛快，大事决不含糊。如1971年9月6日，李作鹏将毛主席南巡谈话内容密告黄永胜事，李作鹏供认不讳，但强调两点：一南巡谈话内容，是刘丰主动对他说的；二他告诉黄时，特意交代不要告诉吴法宪和叶群。这两点狡辩，目的是摆脱与林彪谋害毛泽东的干系。
1971年十月，李作鹏因涉及“九一三”事件而遭拘禁，次年即1973年，其党籍被开除，同时党内外所有职务亦被剥夺。直至1981年，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依法认定其为林彪反革命集团的主犯，并依法判处其有期徒刑十七年，并剥夺政治权利五年。
李作鹏在服刑期间致信海军党委表示：“除了患有心脏病外，我身体一切安好，或许能够享有长寿。回顾1971年冬季以及1976年，海军两次慷慨赠送的衣物、书籍及其他生活用品——其中1976年所赠的衣物经过海军的改装——如今多已显得破旧，亟需更新。为此，恳请将我的个人物品（包括衣物、生活用品及文物）全部转交给我的子女妥善保管，以便我若有所需，他们能够及时提供帮助。同时，我的子女们目前生活颇为拮据，尤其是那些尚未就业的，所面临的困境更为严重。我愿意将手中的一些物品拿出来，以帮助他们渡过难关，避免流落街头，造成不良影响。据悉，我家曾两次遭到抄家，私人财物被一些不法之徒明抢暗夺，损失颇多。对此，我感到无比愤慨。恳请贵党委进行调查，按照党的政策妥善处理。目前，李冰天（我的儿子）等人已前来洽谈此事，希望能得到您的指导。敬礼，祝海军强大。”
李作鹏在服刑期满后选择在山西太原定居。按照组织的安排，他需要更改姓名，然而将军对此坚决不同意。在经过多次耐心沟通后，他最终点头同意，并取了一个化名——“李明”。将军对我说：“李明，寓意着‘明人不做暗事’。”
昔日，李作鹏每月的生活费不过三百五十余元，与1955年授衔时的收入相去无几。他风趣地调侃道：“1955年，一瓶茅台酒只需八元，350元便能轻松购得43瓶；而如今，350元却只能换取一瓶茅台。”将军续道：“尽管如此，我对目前的生活已心满意足。一日三餐充足，有屋可居，有衣可蔽体，相较已故的烈士，相较我国众多农民，我已是幸运之至。楼下那位工厂干部，夫妇俩的月工资总和还不足400元，生活之艰辛，更是不言而喻。”
林月琴女士在晚年撰写了三部关于罗荣桓元帅的著作，并将它们呈送给李作鹏将军审阅。然而，李作鹏在书中批注道：“罗帅堪称杰出的政治家，而非纯粹的军事家。在东北战场，超过九成的战役均由林彪将军指挥。”对此，有人指出1989年中央军委已公布33位军事家名单，罗帅位列其中，质疑李将军的论断。李将军辩称：“客观而言，罗帅是政治元帅。在抗日战争时期，我在山东担任参谋处处长，许多事务包括军事问题都是由我处理完毕后向罗帅汇报。在东北，罗帅身体状况不佳，对军事事务的参与不多。罗帅在第四野战军中享有良好声誉，他擅长政治工作，性格宽厚，具有长者风范。评价一个人，既不能因其优点而全面肯定，也不能因其缺点而全面否定。”
“必须改名，方能出版。”将军坚定地回应：“我就是李作鹏，坐不改名，行不改姓。”书商进而说：“若不更名，恐怕只能考虑在国外出版。”将军则坚决表示：“不，我是中国人，绝不愿将作品流落海外。若国内能出版，便在国内发行；若不然，就让它们留在国内，任由老鼠啃噬。”书商闻言，只得无奈地摇首离去。
“你所记录的我的轶事，或许现时并非适当的发表时机，鉴于出版自由的尚未完全实现，可能无法得到发表。”遗憾的是，将军的预言不幸成真。2009年1月3日，李作鹏将军逝世，新华社破例对外发布了这一消息，我终于得以重新整理此稿。（本文资料主要依据1995年李作鹏将军的口述，以及伍修权、张池明、石冠军、苏烈、李冰天等人的访谈记录。）